序
李学勤（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）
《思想门--先秦诸子解读》是一本见解独特、语句犀利、才气纵横的书，相信大家读后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。
这本书的标题《思想门》，在我心中激起了深深的忆念之情。
书的作者黄坚先生与我相识未久，他的叔父黄宣民先生则是我多年故交，长期一起从事过思想史研究工作。熟悉我的朋友都晓得，1953年冬我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转到历史研究所，其后一直到"文革"降临，都是在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身边。侯外庐先生是中国思想史这一学科的奠基人，他在历史研究所设立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组，后称中国思想史研究室。当时侯先生主编的《中国思想通史》（第四卷）、《中国思想史纲》等专著，就是在这个研究室完成的。
侯外庐先生十分重视吸收青年后进，研究室的人员逐渐增多。开始时大都从其他单位调入，随之有新毕业的大学生，后来均成为思想史学科的专家。黄宣民先生是1959年自中山大学来的，不久侯先生便发现他学习努力，思维明晰，并且文笔清通，于是按照侯先生自己特有的培养方法，在安排任务中陆续加强工作量，使他很快成长为研究骨干之一。尤其是到拨乱反正以后，侯先生因"文革"时的不幸多年卧床，不少文章都由黄宣民先生提供协助。他接替侯先生任思想史研究室主任后，更是全力投入，成绩显著。
黄宣民先生于中国思想史上下贯通，最后特别关注于明代的泰州学派。1991年，他亲往江西永新访书，在颜学恕先生处获见泰州学派颜钧的遗集。经他联系，这部孤本得由历史研究所收藏。他对该书做了整理研究，撰写出专门论文，同时加以校点，于199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，这是对泰州学派研究的重要贡献。记得他当时对我讲，计划继续研究该学派另一代表人物罗汝芳，我也屡次怂恿。不过，那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好，竟终于没有达成宿愿，这是我近些年来想起就惋惜叹息的。
所以，大家可以想象，当我知道黄坚先生也爱好思想史，而且写出了这本《思想门》时，是多么感觉高兴。
黄坚先生告诉我，他以《思想门》作为书题，取义于罗丹的雕塑名作"思想者"，而"思想者"原为群雕"门"的组成部分，"这是思想与门最形象、也最有名的一次结合与分离。思想是一道门，先秦诸子是中国思想的第一道门。"我很赞同这段话的寓意，愿有更多的人通过这道门而登堂入室。
作者自述：
这世上所有的思想、言行，转个角度，都有可能成为那个民间笑话的翻版和靶的。笑话是这样的：在一座安静、偌大的院楼，两位成年男子，正在正襟危坐探讨地球上最严肃、最重要的话题；突然，护士走过来厉声喝道：放下！谁叫你们把电话号码本拿在手里玩的！
第一次看到这个笑话的人，往往会"哄堂大笑"，但很少有人想到，那两个疯子的对话，至少对他们俩来说，也许还真是既严肃，又重要的。
--黄坚
书评：铁划银钩
胡少卿（北京大学文学博士）
这是一本充满内在紧张的书，它的弦绷得很紧。读至最后，竟然有如释重负之感。作者黄坚是一个自由职业者，他四十岁出头，这个年纪的男人一般都已经被拴进"名缰利锁"，动弹不得，而黄坚居然可以埋头研读诸子百家。
在一个高度科层化的社会里，一个人可以不为了讲课、评职称而写这样又长又艰苦的文字，这多少有点令人诧异。黄坚写这些为了什么？他的文字充满战斗的力量，辩驳的激情，他是不是沉迷于一种思维的乐趣？一切历史只有作用于当下才有意义，历史也只有参与到当下才成其为历史，如果不是和现实挂钩，我们对历史哪来那么多的热情？如果历史仅仅是要腐烂的尸体而不孕育着新生，那就让它永远消失好了。我想，黄坚对两千多年前的往事的急切辩白毫无疑问是有他的现实关怀的。
历史在国人眼里，往往被"漫画化"，历史人物不是远远大于他们自身，就是远远小于他们自身，而黄坚采取了一种"贴近"的态度。在他笔下，历史人物和今天的人物一样，有类似的困境和复杂性，孔子、孟子、庄子、墨子、苏秦、韩非都像我们身边的朋友一样复活了。我无法忘记他描述苏秦说：一个失意的小青年躲在小黑屋里苦闷；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"前倨后恭"这个典故的注意，是啊，这个小青年和他嫂子的这种尴尬难言的关系，究竟导向何等生活的秘密呢？他说，研究一个人，不仅要看他写了什么，还要看他没写什么。一个思想家的秘密也许就隐藏在这种"挑选"中。这正是他读庄子的出发点。这让我想起有人对卡夫卡日记所作的一个观察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天，卡夫卡的日记里写下了寥寥几个字："德国对俄国宣战。下午游泳。"
黄坚曾经引用海子的一句诗来说明自己："顺手摸到的东西越少越好。"这是一种在无限增殖的社会氛围中做减法的生活态度。黄坚说他持续从三个人那里获得灵感：海子，崔健，周星驰。这三个人都是他的同龄人。这三个人并列在一起，初看有点奇怪，细看却觉自然。他们都是那种不老的、内心涌动着激情的人。我很少看见有超过40岁的人还如此表白对于海子的喜爱--这个年龄的人按理是应该"中年写作"的。
黄坚的文字是坚硬有力的，但并不干枯，酷似那种身材极好的女子。他喜欢用破折号，这个符号的形象配合他的文字风格，总使我想起"铁划银钩"。黄坚的书是那种越品越有味道的书。它会持久而安静地呆在书店一角，默默召唤着它的同类。
第一部分：走进《论语》，换个角度看孔子
一千个人眼里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
一千个人心里，也应有一千个孔子。
童心未泯、风趣搞怪的孔子
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。
孺悲欲见孔子，孔子辞以疾。将命者出户。取瑟而歌，使之闻之。（《论语 阳货》）
这是《论语》全书，很少有的，让人忍俊不禁的一章。大意是，一个名叫孺悲的人来找孔子，这人以前跟孔子学过东西，但那天孔子不知什么原因，不想见他，就指使门人说，就说我病了，见不了他。门人走出门去，正准备传话。嘿，孔老先生竟然在屋里把瑟拿出来，一边弹奏，一边唱将起来！--故意让屋外那家伙听到，我不但在家，而且什么事都没有，就是不想见你。
孔子是个内心充满热情的人，也是一个风趣，会出其不意搞搞怪的人。终生怀抱理想的孔子，一生到处碰壁，但孔子总能从失败的阴影中甩脱出来，时不时让自己，也让身边的朋友快乐一下。
有一次，孔子和弟子在路上碰到一个隔壁邻居，那人对他大喊大叫，说："孔子你可真了不起，你学了那么多玩意，你究竟会什么呀。"孔子一听，歪过头来，对弟子说，"是啊，我会点什么呢？驾车呢？还是射箭？我还是驾车算了。"2--那语气，神态，立马浮凸出一股周星驰、吴孟达式的俏皮和谐谑。
还有一次，孔子在路上--孔子总是在路上，他安安静静呆在屋里的时间不太多--遇到一位故人，叫原壤。这是个不太讲究的家伙，看见孔子过来了，却还蹲在地上等着。你知道孔子是多讲究礼貌的，见原壤这么没有形象感，就冲他说教起来，"小时候就不好好待家人，长大了一事无成，年纪一大把了又不早点死，你整个就是一祸害！"这话听上去，确实刻薄，甚至恶毒了点。然后，更为传神的，是"以杖叩其胫"，孔子用手中的拐杖，轻轻敲打原壤的小腿，使他无法继续蹲着，终止了那不雅的姿势。
我把这，看成是孔子对一位老友特别的致意方式，否则，孔子的形象就有点"双重暴力倾向"了。但朱熹的的官方教科书--《孔子集注》，却正是这样注释的。3
孔子没事的时候跟人唱歌玩，唱得兴高采烈，他一定得让人家再唱一遍，然后自己跟着唱。4
孔子并不喜欢那帮年纪轻轻的弟子，成天对自己一副恭敬拘谨的样，为此，他时不时地来一句让人"丈二金刚"的话，接着就一边哈哈大笑，一边解释：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比如，他对子游说过，割鸡焉用牛刀，弄得子游很是迷惑。5又对颜渊说，如果你是老板，我就给你打工。6他还说过，假如能发财，替人驾马赶车也愿意干。--随即又补一句，如果发不了财，那还是干回自己的老本行。7
孔子就是这么个人，平时看上去挺庄重肃穆的，一疯起来，比谁都更能嘻嘻哈哈。在所谓周游列国，其实就是流亡途中，听到有人把他形容成"丧家之狗"，老先生笑了，说，比得真像。8
现在不少地方，计划着要建孔子文化广场，要塑孔子雕像，有的已经塑好立起来了，基本都是庄严肃穆，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模样，让人看了甚感雷同乏味。为什么不可以塑一些快乐、风趣的孔子像呢？即使塑成像某些百货商店里的那些黑人模特，笑得简直夸张到极致，也不是不可以的。
言不由衷，言行不一、性格冲动的孔子
孔子很看重人内心的诚敬，也深知言语跟一个人内心的关联，所以他说，"言思忠"，9"言忠信"。10意思是，心里怎么想，嘴上就应该怎么说。但孔子其实是个心理因素不太稳定的人，情绪不好时，他也会言不由衷，甚至听上去，还有点阴阳怪气。
有人问孔子，说你怎么不从政呢？孔子从佶屈聱牙的古《尚书》，拖出一句让人似懂非懂的话，什么在家对兄弟好点，也是从政，说，这就是从政，你说什么是从政？！11--孔子是一门心思想从政的，但到处碰壁，受冷遇，这人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孔子自然没有好心气，干脆气呼呼胡说一通，把他给打发了。
有一回，冉求下班后，来看孔子。--当时冉求在鲁国当权者季氏家任职。孔子对冉求有些偏见，还曾公开号召，说冉求"非吾徒也，小子鸣鼓攻之可也"，
12其实，冉求并没有对不起老师的地方。--孔子问，怎么这么晚才来啊？冉求回答：有国家政事。孔子接话道，不是国家政事，是季氏家的私事吧？我现在虽然不参政议政了，但有国家大事，我能不知道吗？13这话怎么听，怎么有股说不出的怪味儿。
这就是孔子身上的文人小毛病，情绪不好，心里有话不明说，偶尔使个小性子。但跟这比，孔子的言行不一，更让人印象深刻。
孔子有句名言，叫，"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"，14即使在今天，使用率也颇高，但实际上，"夫子至于是邦也，必闻其政"。15孔子一生，正儿八经的从政经历，不足四年，但他所到之处，回回都以政治热心人士的身份出现。鲁哀公十四年，孔子已年逾七十，当他听说齐国的陈恒杀了齐简公，竟然特地沐浴一番，登朝，要鲁国出兵讨伐比鲁国强大许多的齐国。16--那时的孔子，已离退休多年，早已不在其位。
《论语》开篇首章有一句，"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"17这样意思的话，孔子说过好几次。孔子，要说世人都不知道他，肯定不是；要说世人真的明白他，好像也不是。处在知与不知之间的孔子，本来就不是个心境平和，情绪稳定的人。于是这种尴尬恼人的处境，难免有时让夫子口出怨言，甚至产生近乎邪僻怪异的冲动。
有一回孔子向子贡感叹，"莫我知也乎！"子贡问，您怎么这么说？孔子回答：我不怨天，也不怪人，我辛辛苦苦靠自学，弄懂了高深的道理，知我者其天乎！18--说是不怨天尤人，一股怨气已扑鼻而来。
还有一次，还是子贡在身边。孔子又感叹：唉，我真的什么都不想说了。子贡应道，您要是不说，我们将来怎么跟人说呢？孔子又像回答，又像是自言自语：天说了什么吗？春夏秋冬，百物生长，天说什么了？19
尼采在极其孤独中将自己比喻为太阳，孔子在世莫我知中，想到了天。躁郁苦闷，让中西两位相距遥远的哲人、思想家的心境，在痛苦的人生轨道上，奇妙地接近了。
有两件很相似的事情，让后人看到了这种寂寞、烦闷对孔子的影响，和孔子性格中隐藏着的冲动性一面。
先是鲁国国内一个名叫公山弗扰的，原是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，因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，叫革命也好，叫谋反也罢，总之，"以费（地名）畔"，算是来了一场城市暴动。大旗一举，公山"大王"也就有了人才的渴望，他想到了孔子，召。孔子呢，还真动了心，准备前去投靠。好在这场有点"恐怖"的闹剧，被忠勇耿直的子路拦阻了。事后孔子说，哼，只要有人用我，我一定不让他失望，我定能帮他搞得像周朝一样。多像梦话。20
另一次，是晋国的某位大夫，也弄了块"二龙山"的地皮，扯起了反旗，"佛肸以中牟畔"。当时孔子正在周游列国的流亡途中，听说佛肸想叫自己过去帮手，居然又动了心，结果还是被子路给搅黄了。这回老夫子很有些情绪，冲子路说，他是反贼怕什么？不是有种坚固的东西，怎么磨也磨不碎吗？不是有种洁白，怎么染也染不黑吗？难道我就合该像只匏瓜，光挂着，不能吃？21
这已经不是梦话，而是昏话了，还夹杂着一股不管不顾的孩子气。饥不择食，慌不择路，就这样应验在"中庸之道"和"君子固穷"的孔夫子身上。
孔子的城府之语
生当乱世，人心离散，讲好的事情转眼就变，绵延、固定的传统，也可以一言而弃（《国语 鲁语上
夏父弗忌改昭穆之常》有："我为宗伯，……何常之有！"的断喝。）活在这样的社会潮流中，就是一头傻瓜，经过七撞八碰，额头满是沧桑后，也早该有了几分醒悟。孔子一生"一以贯之"，"知其不可而为之"，还说过"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"22这样听了会让人"怦然心动"的慷慨陈词。但孔子并不是一意孤行的莽汉，他曾讥讽子路说，空手斗虎，徒步过河，我是不会干的，"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"23
所以，73年起起伏伏，跌跌撞撞，冷雨暖风，孔子在给后人留下一些"漂亮外套"的同时，也没忘记留下另一些冷硬实用的"里子"，我们权且称之为孔子的城府之语吧。
像"小不忍则乱大谋"，"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"这样的熟语，已经彻底融入了现代生活和日常用语，不必赘述，倒是另一些不太面善的句子，值得把玩一番。
子张学干禄，就是问怎样才能在政府部门多捞点月薪、奖金。孔子直言相告，不懂的要知道的多一点，没事别乱说话，没事也别瞎折腾，这样说话不会太唐突，做事不会太后悔，钱就能多多赚到手了。24
人与人交往，言谈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，有时一言不当，前功尽弃，因此，孔子很看重说话，对怎么说话，很有些真知灼见。
比如：孔子曰：言未及之而言，谓之躁，未见颜色而言，谓之瞽。（《论语 季氏》）意思是，没轮到你说，你却抢先说了，这就叫躁失；说话不看人脸色，简直就是瞎子啊！
子曰：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失人；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（《论语
卫灵公》）该说的话，你没跟人说，这是错失了机会；不该跟他说的，你说了，这就是说错了话。一个聪明人，既不应该错失机会，也不要说过了才知道后悔。
子曰：贤者避世，其次辟地，其次辟色，其次辟言。（《论语
宪问》）生逢乱世，要闪；这城市治安不好，闪；发现人脸色不对了，赶紧闪；觉着对方语气有变，话里有话，话不投机，快闪！
子曰：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无道，危行言孙。（《论语
宪问》）社会（具体说，可能是指城市、政府内部）都按游戏规则行事，你说两句怪话，有点怪癖，没什么大不了（像现在的李敖）如果全都不按牌理出牌，上午不知下午，今天不知明天，那你就得当心了。装装疯，卖卖傻，可能没人理你，但牙口一定得咬紧了，说话千万要低调，要会装孙子（阮籍、刘伶悟到了，嵇康没有）。
子贡问友。子曰：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则止，无自辱焉。（《论语
颜渊》）该说的说，见有不对，也说他两句；但说过就是，千万别太固执，自讨没趣。后来子游把孔子这话精炼为：事君数，斯辱矣；朋友数，斯疏矣。（《论语
里仁》）意思还是话多招人烦。
子曰：宁武子邦有道则知，邦无道则愚。其知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（《论语
公冶长》）愚不可及，现在是句骂人的贬语，在这，是句赞语。宁武子时机对头就显露才智，时机不对就装傻。他的才智勉强能学，他那装傻的本领，可真是学不了。
后面还有一大堆。
大意都是，怎么做，才能跟人把关系处好，才能活得安全无恙，还有点滋润。
所以，谁要认为孔子只会讲仁义道德，只会讲礼义仁智信，讲温良恭俭让，那就是步入了"知其一，不知其二"的误区。而且，要真是那样，估计孔子的三千弟子，一夜之间，就会散了一大半。
政治，孔子一生的心结
现在介绍孔子，通常的写法是，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，提及孔子为政治家的，不多。
钱穆在《孔子传》序言中说，"孔子毕生为学之日进无疆、与其教育事业之博大深微为主要中心，而政治事业次之"。
这种论孔子先教育后政治，甚至只讲教育，不谈政治，隐含的也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规则。孔子在教育上的成就和地位，世人皆知；孔子在政治上汲汲一生，失败而归，也已是历史定论。但若以此得出："孔子之政治事业，则为其以学以教之当境实践之一部分"，好像孔子55岁的"高龄"，领着一帮弟子周游列国，14年间，吃尽苦头，险些丧命，原不过是一堂时间稍长的野外实习课，这就于事实不符。
客观地讲，政治不但不是孔子的教学之余，反而教学应该是孔子的政治之余。政治，是孔子一生事业的主轴，也是孔子一生难以却怀的心结。孔子几次戏言，一会儿要"乘槎浮于海"，32一会儿要"居九夷"，33还有"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贾者也。"
（《论语 子罕》）的心声吐露，都是内心底处，政治实践渴望的强烈折射。
只要略一浏览司马迁的《史记
孔子世家》，就能看出，孔子并不单是一个好的教书先生。孔子曾经是一个颇为杰出的政治家，称得上政绩卓著，一度官至鲁国代理宰相。孔子还是一个懂得"文事者武备，武事者文备"
35，颇有侠义风采的外交家。一个激进的、动真格的改革派。一个直接指挥过战斗，并取得战场胜利的前敌指挥员。虽说史迁的笔墨，难免有所放大，但绝不可能凭空杜撰。
然而，造化弄人。
也许恰恰就是这四年的辉煌经历，将孔子导引上了一条痛苦的人生不归路。
真实的孔子，应该是个急性子。章太炎说他"三月无君，则皇皇如也"，孟子的原话，是"三月无君则吊"，意思都是闲居三个月，孔子就心神不宁，寂寞难耐了。《乡党》中有一笔传神的描写，说孔子"君命召，不俟驾而行。"--听到国君召唤，没等车备好，就急冲冲地出门。这样的性格，显然并不适合从政。"圈内人士"不过略施小计，孔子就敏感地自动辞职下岗了。
从此，孔子就在卫、曹、宋、郑、陈几个小国之间转过来，转过去，始终都是不如人意。为了实现心中如火一般的从政理想，孔子明明知道卫灵公"无道"，还是在卫国呆了最长时间。期间为了去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，又被子路疑心，只好有些狼狈地对天发誓。36后来，林语堂编了出《子见南子》的独幕剧，好像把这弄成了孔子的一段绯闻。说到底，都是政治惹的祸。
《论语》中，谈个人修养（包括学习、理想）和处世之道外，孔子谈政治的条目最多。如果把个人修养中涉及政治的加在一起，《论语》全书超过一半，甚至接近三分之二的篇幅，与政治有关。其中《乡党》的几段描写，尤其让人过目难忘。
君召使摈，色勃如也。足躩如也。揖所与立，左右手。衣前后，襜如也。趋进，翼如也。宾退，必复命曰："宾不顾矣。"
执圭，鞠躬如也，如不胜。上如揖，下如授。勃如战色，足缩缩，如有循。享礼，有容色。私觌，愉愉如也。
面色红润；喜气洋洋；作揖打拱；疾步如飞；正襟危立；面色紧张；双脚抓地；心情舒畅。这简直就是一部孔子从政职守表情的新闻纪录片。蒙太奇似的镜头转换，层层递进的情节，刻画精微，细腻传神，栩栩如生，宛然在目。
但是，据朱熹《四书集注》所注，孔子平生并没有这些经历，故"疑"使摈"、"执圭"两条，但孔子尝言其礼当如此尔"。
原来统统不过是孔子的南柯一梦。
性急，敏感，加上不肯放弃而又不切实际的政治理想主义，使孔子终生徘徊在春秋末期的政坛边缘。
孔子完美不如颜渊，立功不如子贡
孔子本着"有教无类"的精神，向社会广开教门，只要拎一块干肉来的，没有没教的。如此低的入学门槛，跟如今社会形成鲜明对照，也为孔子招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源，"弟子盖三千焉"。
三千弟子，颜渊首屈一指。
颜渊因孔子的一句话而名传后世，"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乐"。但也可能因这句话，而被后人误解，以为颜渊就是那种"高分低能"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会死读书的"书呆子"。这是极大的误会。如果把涉及颜渊的书籍中的片言只语全都拾掇、拼合起来，我们就能复原出较为完整的颜渊，这是一个完美的形象，一个沉静、内敛、理想，有着自觉自愿牺牲精神的形象。如果非要把孔学说成孔教，那可以说，在所有跟孔子有关的人中，包括孔子本人，唯一具有宗教感，具有最纯粹意义上的宗教精神的，只有颜渊。章太炎发现，诙谐寓言的庄子，有事没事就拿孔子开个涮，但一说到颜渊，立刻收起了玩世不恭的口气，以近乎恭谨的笔调，表现出对颜渊的敬意。孔门最为杰出的成功人士子贡，用"赐也何敢望回？"的句式，表达了对于颜渊的谦逊。孔子更是对颜渊赞不绝口，视之无与伦比。37如此完美的人格，正是里尔克在《杜伊诺哀歌》首篇中的名句"因为美无非是
可怕之物的开端"，所形容的天使。在颜渊的身上，有一种与拉斐尔、济慈和诺瓦利斯极为相近的人格精神，他们都死于30岁上下。天使是不能长驻人间的。
孔子对颜渊那句近乎惨无人道的教诲，"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"，是绝不可能对第二个人说的。如此高难度、已接近临界状态的标尺，其实反映了颜渊内心修养的张力程度，但也许正因为这种对于完美的过分追求，要了颜渊的命。
假如把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放在一块，平等地来评选个人心理素质与道德修养的得分，估计孔子最多只能挤进前五名。至少，那个说"善为我辞焉，如有复我者，则吾必在汶上矣"的闵子骞，38要排在孔子前面。仲雍、曾子、子游等，都可能排到孔子的前面去。
孔子与他那众三教九流，龙蛇混杂，老中青三代同堂的弟子，远观近瞧，都有点像刘邦与韩张萧，像刘备与关张赵孔明，还有点像宋江和一百单八将。这样的师生关系，孔子之后，绝迹了。
子贡是孔子在外流浪14年的最大收获，也是孔子晚年的"机要秘书"。如果说颜渊是"完美版孔子"，是孔子精神的化身，那子贡就是"实践版孔子"的成功代表。中国古人说君子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子贡在这三方面，均无可挑剔，尤以立功为卓著。司马迁说"故子贡一出，存鲁，乱齐，破吴，强晋而霸越。子贡一使，使势相破，十年之中，五国各有变"、"常相鲁、卫，家累千金"（《史记
仲尼弟子列传》），俨然是战国后期苏秦、张仪的祖师爷。孔子死后，子贡成为理所当然的"大阿哥"，别人都是守孝三年，唯独子贡"庐于冢上，凡六年"。子贡有高傲的气质，却以谦逊的姿态，从老师那学到了精粹的知识。子贡是所有孔门弟子中，最没有酸腐书生气的。有话明说、直说的子贡，死后没有薪火后继，反倒是孔子有点瞧不上眼的"参也鲁"的曾子，40成为孔门衣钵的传递者。
《论语》中唯一有喜剧色彩的子路，与其说是孔子的弟子，不如说是孔子的朋友，李逵与宋江式的朋友。
冉求可能是孔子知名弟子中，最没有宗教感，甚至没有一点精神追求的人。他学习的目的，就在于让自己，也让自己的朋友，生活得好一点，也确实学到了够用的本领。冉求是个袭人式的人物，他事孔子恭敬如父，但孔子就是不感冒他。
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
有时想想孔子的一生，也真挺有意思。
孔子出生贫寒，3岁丧父，17岁前丧母，除了一个谁也说不清、道不明的所谓哥哥，叫孟皮的，没听说他还有别的亲人。如此艰难、破碎的家境，孔子是怎么开始他的学习生涯的。他跟母亲的十几年共同生活，是怎样的一种经历和图景，这对一个单亲家庭男孩的成长，非常重要，但却无人能道其详。假如孔子母亲真在他17岁时去世，那孔子19岁的结婚，就多少有点不孝的嫌疑。问题还在于，凭什么这时的孔子，已经名声在外，以至于婚后第一年，20岁的孔子当上爸爸，就在儿子出生的那天，孔子收到鲁国国君送来的贺礼，--一条由鲁昭公亲自钓起的鲤鱼。41孔子唯一儿子的名字，即来源于此。
没人说得清孔子的早年生活，这对于我们今天大谈特谈孔圣人，其实非常重要，也就非常惶惑。《论语》，或者其它什么经书、史书，始终不见关于孔子家庭的介绍、叙述。一直活到孔子67岁那年才去世的原配夫人亓官氏，压根儿就没露过面。就连有一次孔子病很厉害，性急的子路，已经在张罗老师的后事，42也没写到师母那时在哪。孔子，或者说所谓儒学（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），是多么的重视家庭啊，然而除了知道孔子生了孔鲤，父子俩有一次庭对，43孔鲤死于孔子之前，鲤生子思外，孔子的家庭情况，几乎一片空白。另外，当孔子领着一帮五湖四海汇聚而来的弟子，周游列国，这些年青人是怎么平衡这种漫无目的的流浪，和孔子"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"的教训的？莫非他们都是一群孤儿？
在这种基础上谈论孔子，要做到不盲人摸象，不两小儿辨日，难。
更让人猜想联翩的是，孔子，一个贫寒子弟，怎么对政治，对从政有那么强烈的趣向，终生不渝。孔子说："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"（《论语
卫灵公》），这名恐怕不是学问之类的名吧--这名他老早就有了。孔子临终前，对身边的子贡，以一种极哀痛的语气说："天下无道久矣，莫能宗予。"45这个宗字，包含的，也是一股浓浓的政治情结。在孔子之前，固然有不少名士，如百里奚、管仲，都是暮为奴役死囚，朝为廷臣宰相，但好像没见过孔子这样，一个劲地朝政位冲击的底层贫民。
而孔子所处的时代，与他个人的人生遭际，也确实充满了戏剧性和象征意味。从西周末期开始，"周家大屋"就摇摇欲坠、嘎嘎作响地要散架。父子对杀，兄弟屠戮，早已是稀松平常事。但跟孔子之后的墨、庄、孟时代相比，更别说跟荀、韩、屈原相比，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，其实还可以说是一个古典文雅的时代。那是一个车战的时代，骑兵尚未出现。孔子哪里能想像得到，200年后白起长平坑卒，一埋就是40万的惨烈！所以，孔子偶尔还有悠哉游哉之心，还有"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"的浪漫幻想。然而，毕竟天色已晚，历史的黄昏已经降临。
另一方面，孔子的个人遭遇，也像是嘉年华游乐场的极限运动。今早还跟国君、权臣、上大夫们在一起谈笑风生，吃喝玩乐（孔子那一堆什么食不厌精、脍不厌细；割不正，不食；沽酒市脯，不食，46等等的穷讲究，估计就是那时落下的），他日流亡，在路上跟人打群架，绝粮七日，饿眼昏花中，怀疑颜渊偷食的（接着就惭愧地认错了），也是孔子。47
动荡变化的时代，大起大落的人生，容易失衡的心理，决定了孔子不可能是个单纯的人，而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，痛苦彷徨的人。孔子的言不由衷，言行不一，冲动、敏感与中庸之道，激情与颓唐，理想与世故，都是矛盾的体现。正是这种错综复杂、内心与环境的矛盾，形成孔子丰富，凝结着智慧之光的思想同时，也给我们，留下了一个真实，自嘲，活生生的孔子。
第二部分：激情孟子，中国传统文化的英雄还是祸端
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
--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
孟子，是个很不好说话的人
孟子，文章写得很漂亮，但人，却着实的不好说话。
《孟子》开篇第一句，是梁惠王以一种美国式的招呼，对孟子表示欢迎和发问；但孟子显然是有备而来，一挥手，就把老朽的梁惠王挡到了一边。紧接着就是一阵噼里啪啦、义正词严的说教。最后，以一个干净利落的太极八卦收尾句式：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结束了自己在魏国的初次登台亮相，和跟梁惠王的第一次会晤。
一遍《孟子》翻阅下来，我怀疑这个梁惠王，还有《孟子》书中写到的那几位大小国王--隐身不见的齐威王和纯属一流氓的宋君偃除外，全都有主动受虐的倾向。这不，刚被孟子教训完，梁惠王的受虐瘾又上来了。
孟子见梁惠王。王立于沼上，顾鸿雁麋鹿，曰："贤者亦乐此乎？"（《孟子
梁惠王章句上》）--这个白痴般的梁惠王，大概属于那种典型的没事找抽型。你想孟子能对他说出什么好听的话？从《诗经》说到文王，从文王说到亡国之君夏桀，连那句古老著名的反动标语：时日曷丧？予及女偕亡！都拖出来了。扫兴的话听过，这么恶毒的扫兴的话，只有孟子说得出。
孟子在魏国这么说话，到了齐国，照样让人下不来台。齐宣王，战国时期最多稀奇古怪故事的国王，钟无盐、滥竽充数、稷下学宫等经典掌故，都跟他有关。齐宣王对孟子倒也算恭敬客气，但孟子显然不满于此，孟子的目标是要行王政，齐宣王没有能力（或不愿）做到，孟子便一肚子不平气。某日，孟子以惯用的擅长手法，设套一步步引诱齐宣王"入彀"：有人外出，把老婆孩子托给朋友照看，回来时看到老婆孩子饿得皮包骨，冻得瑟瑟发抖，这样的朋友该拿他怎么办？齐宣王说：绝交。孟子又问，最高法院的法官，管理不了县乡里的法官，该怎么办？齐宣王说，撤了他。孟子又问：那如果国家治理不好呢？齐宣王扭头向天，王顾左右而言他。1
孟子跟谁说话，都是这般剑拔弩张，锐气逼人。如果他偶尔不说话，沉默起来，就更让人忐忑不安。
孟子为卿于齐，出吊于滕。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。王驩朝暮见，反齐、滕之路，未尝与之言行事也。公孙丑曰："齐卿之位，不为小矣。齐、滕之路，不为近矣。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，何也？"曰："夫既或治之，予何言哉？"（《孟子
公孙丑下》）
这里的王驩，是齐王宠信的一个亲信，正派的孟子最看不上眼的，就是这种人。俩人同到滕国去吊孝，回来的路上，孟子愣是对作为公差副手的王驩一言不发。同行的弟子公孙丑，大概觉得这气氛实在憋得人难受，也有点看不过去，就问老师干嘛对副使一言不发。孟子怎么回答：这不什么事都结了吗？我还说什么？这口气，这个性，这脾气，能不把人噎死？
孟子在齐国费尽心机，折腾一番，全被齐宣王这个无厘头国王，嘻哩哈啦化于无形。孟子知道一切都白费了，收拾行装，离开齐国，回家。途中，孟子在宿这个地方，连住了三晚--他在等齐宣王回心转意，请他回去。结果，齐宣王没等来，等来一个懵懵懂懂的后生仔。这后生仔大概觉得孟子还算是个人才，准备替齐王劝孟子回头。谁知正襟危坐，说了半天，孟子靠在茶几后面睡着了！青年很生气，孟子起身，引经据典，一顿连教训带解释，把个多管闲事，又不清楚自己斤两的年青人，打发了。2
孟子的难与人言，最典型的表现，是他招收弟子的苛刻条件，即所谓"五问不答"：自以为地位高的，自以为了不起的，自以为年长的，自以为曾立过功勋的，自以为有交情的，这五类人的求问，一概回绝。3连跟孟子交情甚厚的滕君弟弟，也吃了孟子的闭门羹。
从孟子身上可以看出，越有口才的人，越不要轻易地去亲近他，以为一定能相谈甚欢，没准还没拢边，就已被他定下的"条律"给反弹回来了。
皇帝们看中了孟子的哪一点
孟子身后的命运，跟皇帝紧密相联。
先说个故事。
两宋之际，有个晁说之的文人，站队站在司马光一边，对孟子说过些不礼貌的话，到告老还乡，去向皇帝辞行；当时的皇帝，就是杀了岳飞的宋高宗赵构，撇撇嘴，说道：是尝著论非孟子者，孟子发明正道，说之何人，乃敢非之！--就是那个写书说孟先生坏话的家伙吧，孟先生给我们指明了光辉大道，这晁说之算个什嘛东西，也敢说孟先生的不是！（转引自王曾瑜《孟子在宋代亚圣地位之确立及其影响》）
说说都不行，孟子有何神道，能得到皇上如此呵护、宝爱？
如果单看《孟子》原文，孟子显然是个很不安分，对国君更是信口雌黄的不敬者。《孟子
公孙丑下》记载，有一回孟子跟齐王恶意"捉迷藏"，最后只好尴尬地躲到一位叫景丑的朋友家。景丑对孟子直言："丑见王之敬子也，未见所以敬王也"。景丑所言，应当说是客观现象，但孟子却脾气很大地说了一通强词夺理的话，什么我这样做才是敬王，你们那样才是不敬王。说到后来，反倒是齐王对不起孟子，因为"汤之于伊尹，桓公之于管仲，则不敢召。管仲且犹不可召，而况不为管仲者乎？"（对管仲都不敢随随便便呼之即来，何况连管仲也不放在眼里的人。--孟子说他自己）
这不整个就是一"刺头"嘛，更别说他还讲了那么多十恶不赦的欺君之语。这么个"逆贼"，怎么会成为皇上的尊宠对象？皇帝们究竟看上了孟子的哪一点？
我大清著名的康熙帝，为这个谜团的解开，指出了一条路径：至于孟子，继往圣而开来学，辟邪说以正人心，性善仁义之旨著明于天下，此圣贤训词诏后，皆为万世生民而作也。道统在是，治统亦在是矣（转引自陈寒鸣《康熙帝与清初庙堂儒学》）
这段话的重要性，要稍稍调理一下。
表面看来，康熙赞美孟子，是说他私淑孔子，接上了孔子学问的香火；又让他自己的后面，多了一长串自封嫡传的徒子徒孙。当然，还有他的性善论，行仁义，这是每回说起来都必不可少，非说不可的。但实际上，这都是些绵上添花的玩意，也不说全没用，既然人性本善，那也就是说咱大家都是好人，呵呵。但那些谋反篡逆之党，男女偷情之徒，寡廉鲜耻，"性"之不善，是肯定的了，所以，也就肯定不再属于"人"之列，所以，将他们满门抄斩，浸笼沉塘，也就是理所当然，理直气壮的了。
但这些都是装饰面。
皇帝们真正看中孟子的地方，紧紧抱在怀里不撒手的，在下面。
第一，道统在是，治统亦在是矣。这是尊孟原因的第一紧要处。
古往今来，古今中外，这世界上所有的政权，都先天性地深知政权正当性的重要。--那些过于相信枪杆子（硬把子）的除外。就说这宋以后的五代皇朝，元、清是异族入主中原，政权正当性解释首当其冲，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宋朝靠陈桥兵变起家，为了杜绝别人依葫芦画瓢的危险，肯定要特别说明，惟有俺老赵家，才有坐龙庭的福分。朱元璋从一个臭要饭的流民，摇身一变为万人之上的天子，要是天底下个个臭要饭的，都想一尝黄袍马褂的滋味，那还了得？所以，得跟天下人说清楚了，虽说孟夫子说人人可以为尧舜，但你可千万别当真（也没人当真），这五百年必有王者兴，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当得起的。天早就为俺赵氏（孛儿只斤氏、朱氏、爱新觉罗氏）定好了座位，别人焉得染指？像孟子先前说的，"由尧、舜至于汤，五百有余岁。……由汤至于文王，五百有余岁。……由文王至于孔子，五百有余岁"（《孟子
尽心下》）全都已经预定好了，只等我们的屁股坐上去就是了。《水浒》里的排座次，也早已在石碑上刻好。
第二， 辟邪说。
孟子之所以能成名后世，主要原因之一，是孟子特别能说，有一条特别能战斗的舌头。孟子跟人说话，基本上就是一场小型的、缓激程度不等的战斗。而在孟子一生，大小难以计数的战斗中，最重要的一次战役，是痛骂"杨朱、墨子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。"（《孟子
滕文公下》）
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，我猜想，后世帝王，看到《孟子》书中的这八个字，一定有种六月饮冰，心花怒放的狂喜。一言能当十万兵！"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"（《孟子
尽心上》）只要是赞成君权合理，就算孟子曾经对君王，有过些过激、不敬之语，那都是过去的事；再说，他说的是他那时的君王，跟咱并不直接相干，反倒显示出我朝的雅量与清明。
就凭这两条（这两条，是憨厚恭谨的孔子所没想到，至少是没说得这么痛彻鲜明），孟子还不成为皇帝们心肝尖上的蜜儿？中国那些主体、代表、核心、主流的文人士大夫，不是哭着喊着，要维护孟子的圣人地位，不惜肝脑涂地，以身相殉吗？（明洪武年间，有个叫钱唐的，慷慨陈言："臣为孟轲死，死有余荣！"）--没那么严重，我不要你们死，我要你们死干什么？我喜欢还喜欢不过来呢；既然你们都说孟子好，俺也就乐得做个顺水人情，一箭数雕，何乐而不为。当然，假如孟子看到皇帝们如此理解加厚爱，真的跨越千年，活生生地跑到眼目前来，并且旧习不改，依然自以为是，口出狂言，那就又另当别论。朱无璋就曾经脸色很不好看地勃然大怒："使此老在今日，宁得免乎！"（全祖望《鲒崎亭集》）意思是，这老东西要是活到今天，非把他剁了不可。
但这样有失身份的话，五朝一千年的列位皇帝，只有朱元璋说过。而且，之后，朱皇帝很快就幡然醒悟，知道自己错了。一切遂又全然恢复原状。我想，在朱元璋猝然心动，猛然醒悟的刹那，那张看上去有点尖嘴猴腮的脸上，一定滑过一缕彤云；然后，他自顾自地笑了。
孟子：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型与路标
司马迁写《史记》，把孔子放在跟王侯并列的世家，单门独户弄了9000字，又另给孔子门徒单弄了6000多。轮到写孟子，老迁把他和驺衍，淳于髡，慎到，驺奭，荀子，墨子等一干名人，胡乱堆在一块，总共给了2000字。给孟子的，只有区区的200字，据说，还错了好几处。
此外，孟子生平行迹，资料几无。
只刘向《列女传》和《韩诗外传》有一鳞半爪，那是写孟子他妈妈的。
但我觉得，孟子，是中国第一位具有现代精神气质的知识分子，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型。后世众多形形色色疑似孟子者，都是孟子身上的毫毛变的，手臂，腮帮子，或别的什么部位的毫毛变的。
孟子为中国知识分子，树立了第一块碑石和路标。
这块碑石和路标上写着：为民请命，仗义执言；自经界始，尚志为事；对权势者投以轻蔑的一瞥；能言利齿，所向披靡。
孟子以语言为干戚，向王侯卿贵们发起了逼近底线的冲击。
孟子生活的时代，是一个不杀人就干不成事的时代，是一个抢地、抢人、抢钱的时代。孟子生前，战国几次著名的重大战役已经发生。孟子死后不足30年，战国最暴烈的一道闪电，也是战国的标志性事件--长平坑卒四十万的惨剧，上演了。所以，《孟子》书中，一遍又一遍地看到以下字句，就一点也不奇怪："今天夫下之人牧，未有不嗜杀人者也"（《孟子
梁惠王上》）"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；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"（《孟子
离娄上》）后来，孟子终于强忍不住地脱口骂出："不仁哉，梁惠王也！"--这梁惠王真他妈不是个东西！--为什么呢？因为他"以土地之故，糜烂其民而战之，大败；将复之，恐不能胜，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。"（《孟子
尽心下》）--为了弄块地皮，不但牺牲无辜的百姓，连自己的骨肉，也豁出去不顾了！
据梁涛先生《孟子行年考》考证，下面这件事，发生在孟子生平第一次出山，初试锋刃。那年，孟子40岁。
孟子的祖国邹国，和相邻的鲁国，发生边境纠纷。邹国在纠纷中死30多个公务人员。邹国的老百姓，抱臂冷眼，看着自己的顶头上司，或是什么父母官，被外人活活打死，就是一动不动，坐山观虎斗。邹穆公一边向孟子吐苦水，一边讨教，该拿这些可恶的无动于衷、见义不勇为的刁民怎么办？把他们全杀了吧，人数实在太多，杀也不容易杀完；不杀吧，那以后人人都这么效仿，那还了得？"诛之则不可胜诛，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。"孟子怎么回答的？--报应！"凶年饥岁，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，壮者散而之四方者，几千人矣；而君之仓廪实、府库充，有司莫以告，是上慢而残下也。曾子曰：戒之，戒之！出乎尔者，反乎尔者也。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，君无尤焉！"（《孟子
梁惠王下》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饿死、冻死路边，有口气的流浪各地乞讨为生，你们却富得流油，钱多得没处花；那些公务人员，有谁想到过饥寒交迫、无家可归的老百姓？你们当过回事吗？曾先生说过，当心！出来混，迟早要还的！现在，可不是老百姓来"还"来了，你还想怪他们？
--三千年人世间第一等痛快语。
孟子对曾抱以很大幻想的齐宣王，有过一段苦口婆心的长篇游说，其中有"若民则无恒产，因无恒心。苟无恒心，放僻邪侈，无不为已。及陷于罪，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民也"（《孟子
梁惠王上》）老百姓没有稳定的收入，心里就不踏实；心里不踏实，就很可能铤而走险；等老百姓犯了事，你们动用国家机器来处罚，这就是罔民。罔，朱熹《孟子集注》解释为：犹罗网，欺其不见而取之也。--也就是老百姓在走投无路中犯事，然后，又在不明就里中给收拾了。
有人看到孟子对梁惠王说，何必曰利，就以为孟子只讲大道理，不讲钱。其实，孟子不但讲利，而且讲起来头头是道，一套一套的，深谙"周于利者，凶年不能杀"（《尽心下》）的道理。孟子的意思，是让那些最高官僚们，成天少惦记着些银两，多想点怎么能给老百姓办点人事。至于对平头百姓，孟子倒是时常不忘，他们口袋里，是否还剩了一块两毛五。
自经界始，这是孟子劝滕文公搞"井田制"用的词，那事后来没搞成，于是我把它搬到这来，以此说明孟子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概念的初始建设。
知识分子一词，有广义、狭义之分。这里说的是狭义，也就是爱德华·W·萨义德所界定，或者说，所期许的知识分子。这种知识分子，在中国，是比大熊猫更为珍罕的生物。
秦汉以后，两千年中华文明史，我们能见到的，是一种所谓士子，或士大夫的东西，这种东西原本是体制内的产存物，《孔子打劫》写到过它的生成与衍变，也就是士与官的关系。当早先所谓的士，从体制框架的子宫内壁上脱落，孤悬在外，中国最古老知识分子的萌芽，也就开始了。
这种萌芽，极其缓慢，极富中国特色。孟子以前(现今依然)，最大特色，就是要重新挤回到体制子宫中去。孔子是其突出代表，老庄们则做了旁观者，并最终选择了放弃。至于另一些，比如稷下学宫那些"不治而议"，他们的言行，缺乏足够的历史代表性，简单说，就是我们不清楚他们干过些什么。
只有孟子，性格锐利、强悍，在现实生活面前，无奈地且战且退，一步步后撤的同时，爆发出中国知识分子第一声尖厉、刺耳的呐喊！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领地，竖立了原始的木栅栏。
1． 知识分子身份的自觉。
中国文学史上，有所谓文的自觉，人的自觉，孟子，无意中，触及到知识分子的自觉。《孟子
万章上》，借口伊尹，说了这么一段话："天之生此民也，使先知觉后知，使先觉觉后觉也。予，天民之先觉者也。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，非予觉之而谁也？"
知识分子为民众的先觉先导，即使在今天，也并非大言不惭的夸口，孟子时代，就更是知识分子天职意识的珍贵闪现。
2． 社会分工，自有知识分子一袭领地。
《孟子
滕文公上》，有一篇孟子谈社会分工的对话。这是孟子平生各场战役，最为酣畅淋漓，大获全胜的一场。这场战斗虽未直接涉及知识分子话题，但大门一经确立，打开，知识分子的问题，也就顺理成章，一揽其中。《滕文公下》，彭更提出："士无事而食，不可也"，孟子便将他所售仁义，跟梓、匠、轮、舆等手艺并列，意为，别说吃你一碗白米饭，就是受让天下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4（话说大了些）。《尽心上》，王子垫问："士何事？"，孟子爽快地回答："士尚志"--知识分子，就是专门研究大道理，解决怎么做人的问题。
3． 身份自由，不可被收买。
孟子《公孙丑下》中有句："我无官守，我无言责也，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？"听上去有点自鸣得意的狡黠，但要做一名知识分子，失去自己的立场--政治的，经济的，思维规律的，--言为心声，恐怕就勉为其难。同篇又言，"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？"不能被收买。因为吃人嘴短，收人手短，话一说出来，也就短了。
孟子作为一介文士，对待权贵们的态度，以及那锋利如鲨的铁齿铜牙，前文已有所述，在此略缀补一二。《孟子
公孙丑下》：那天孟子本来打算去见齐王，谁知装模作样的齐王，打发个马仔来跟孟子说，啊呀，我病了，本来要来看你的，只好麻烦你来看我了。孟子生平最恼恨这种虚伪拙劣的表演，妈的，你屌，我更屌！你能病，我就不能病？我也病了，不去了！5在宋国，孟子劝宋王少收点税，能不收的就别收了，宋王回应道，今年还做不到，由明年开始，好么？孟子气得吹胡子瞪眼，立即打了著名的偷鸡贼的比喻，说，知道错了就赶紧改，还等来年？6
如果没有这两点，没有时不时让"王勃然变乎色"7的两招，没有"我知言"8的得意和自信，以及"虽千万人，吾往矣"的勇绝，孟子离萨义德知识分子的定义，就还差上一截，有了这些，孟子，怎么看，都应该算是非常Good
地达标了。
说起孟子的桀傲不训，睥睨天下，下面这段话，算得上旗帜性的宣言。
孟子曰："说大人则藐之，勿视其巍巍然。堂高数仞，榱题数尺，我得志弗为也；食前方丈，侍妾数百人，我得志弗为也；般乐饮酒，驱骋田猎，后车千乘，我得志弗为也。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，在我者皆古之制也，吾何畏彼哉？"（《尽心下》）
跟那些大人物说话，别把他们太当回事，搞得自己像个缩头乌龟样。他有豪华别墅怎么啦，他美女如云怎么啦，他有洋酒、房车怎么样？他到处吃喝玩乐又怎么样？--大爷我不尿他！
孔子说，君子有三畏，其中一畏，是畏大人。"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狎大人。"（《论语 季氏》）孟子说大人则藐之，何止是狎，简直就差一口浓痰迎面唾出！
看来，两位最亲密的革命战友，在大人这个问题上，还有小小分歧。
祸起孟轲，潘朵拉的盒子开了
有人说喜欢孟子，我对孟子，总喜欢不起来，孟子不好玩。说起好玩，还是孔子有趣些（孟子有硬幽默，但缺乏软趣味）。我在年初的一篇小文，将孔子比喻为《阿Q正传》里的小尼姑，我觉得这个比喻，非常精彩。你看，甭管谁的一双脏手，往小尼姑的头顶一放，立马就有立竿见影的哄堂大笑，或义愤填膺的围观效果。孟子呢，最多只能算是小D，你就是把他的头皮摁破了，原地转上十个八个圈，谁看哪？所以，从做事讲效果的角度说，叨扯孟子，哪比得弄孔子来得有水。
不喜欢孟子，还有些别的原因。
孟子为中国知识分子确立最初的职业概念的同时，带来了一只潘朵拉的盒子，开启散播了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特有的众多积习。
1．"绝对真理"
"文革"中家喻户晓的绝对真理，始作俑者的中国人是谁？是孟子。孟子从日益酷烈的现实中，步步退却，彻底沦丧了自己在现实生活的全部空间，遁入纯精神领域，进化为一名精神战士，也就是纯知识分子。孟子心有不甘。于是他以自己的精神，来对抗龌龊，但最后却是它赢了的现实。孟子失败得越彻底，他的精神之树，就长得越高大，越茂盛，越精深。他在外部世界失败的次数越多，他内心的自信心，就越坚固，越极端。你看孟子这一辈子，干成过一件像样的事么？没有。但孟子说话，何其振振有词，滔滔不绝，不容置疑，十分肯定。"圣人复起，不易吾言矣。"（《孟子
滕文公下》）"圣人复起，必从吾言矣。"（《孟子 公孙丑上》）十分肯定，不容置疑，加上心性为基，天命为罩，加上息邪说，最终炼就了孟轲的绝对真理。
2．莫非命也
信命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征之一，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。中国人的信命，由来已久，但把这种意识，变成一种如烟似雾的集体心理，历史传承，大力分水者，始于孟子。"莫之为而为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。"（《孟子
万章上》）"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知其性，则知天矣。莫非命也，顺受其正。"（《孟子
尽心上》）当弟子乐正子告诉孟子，奸人作祟，鲁平公不来见孟子了，孟子说，我见不了鲁侯，是天意，那个什么垃圾人怎么能让我见不了鲁侯？9--事不成，归于天意，这种心理，后来成为中国人普遍的思维范式。
3．世间大话从兹始
都说中国人含蓄，内向，谦虚，说这话，似乎忘记了中国人的另一种"土特产"--"老子天下第一"，这是一种容易生长于非理性气候带的植物，又特别容易长在知识分子这块田地。它的肇端始祖，即是大名鼎鼎的孟轲先生。甭管多大的家国大事，到了孟子那，就是一句"亦曰仁义而已矣"，或者"正己而已矣"--全部搞定！"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，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？"，"王如用予，则岂徒齐民安，天下之民举安。"（《孟子
公孙丑下》）这种大话，到了后世鹦鹉学舌之徒嘴里，成了永不落幕的混世表演。
4． 守经行权，万事可为
要说孟子是个只讲目的，不讲手段的人，那肯定是诬蔑。孟子不止一次举钻洞偷情为例，说明途径和程序的重要性，但另一面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，孟子的途径和程序，轻意就可以被打破，这就是所谓的守经行权。舜娶不告亲，孟子的解释是，"告则不得娶，……是以不告。"目的（动机）正当，手段就可以随机应变。这个权，就是今天的"具体问题具体分析"，是"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"的一个意思，各自表述。"孟子曰：大人者，言不必行，行不必果，惟义所在"（《孟子
离娄下》）这么一说，大人们倒确实是方便了，行不通的地方，就权它一下，可剩下"小人"怎么办？再说，什么样的人是大人，方能有任意行事的豁免权？义的凭据又是什么？--义者，宜也，适宜的，就可以？说这个权字，害惨了中国，决不是一句夸语。天下之事，何不可为？--找个合适的借口就得了。
5． 辟邪说
孟子骂杨墨无父无君，是禽兽，让后世帝王窃笑、狂喜，成为汉代"独尊罢黜"的先导，也开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"帽子"、"棍子"满天飞的先河。《滕文公下》中，孟子近乎咬牙切齿地说："杨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，是邪说诬民，充塞仁义也。仁义充塞，则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。"把跟自己不同的理论观点，形容、比喻为带领野兽吃人，甚至导致人吃人的惨烈，这是怎样一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。一向出语谨慎的朱熹，在那本吾皇钦定的官方教科书里，更是籍此添油加醋，火上浇油："盖邪说横流，坏人心术，甚于洪水猛兽之灾，惨于夷狄篡弑之祸"（《孟子集注
滕文公下》注）--比洪水猛兽更烈，比外国侵略，颠覆皇权，杀死皇帝更坏。对于异端的仇视，置之死地而后快，还有比这更巅峰的么？有人拿"文革"为孔孟和儒学鸣冤叫屈，希冀早日卷土重来，其实明眼人早就看出来了--他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
6． 历史任我玩
孟子精通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有人说他还精通《周易》，不是说五经皆史么，那孟子也就是个历史学家了。但孟子这个历史学家，却把朱熹这位天生的优质家仆，忙得满头是汗，不亦乐乎，因为常常要替孟先生说，"孟子释《书》意如此"，"孟子释龙断之说如此"。孟子对舜，有着异乎寻常的喜爱，"言必称尧舜"，其实只是称舜，很少称尧。孟子对舜近乎痴迷的称道，让人对舜起了疑心，舜有那么好吗？一个人好到这种地步，已经有违人之常情。可能的结论有二，要么，舜是中华文明史上第一个著名的伪善者；要么，孟子对舜的装饰太过头了。
第三部分：墨子的草鞋哪去了
知我者，谓我心忧
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
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？--《诗经·王风·黍离》
传说中的草鞋
墨子穿草鞋，是他的大众形象。
鲁迅的《故事新编 非攻》这么写，据说是墨子老家的山东滕州火车站的墨子雕像，也是这么塑的。
这是个象征性的形象，但也许，是种真实写照。
这说法出自《庄子 天下篇》："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，以跂硚为服。"
这句话，王先谦的《庄子集解》注释为：裘褐，粗衣。木曰跂，草曰硚。这注释太过简略，没说明白以跂硚为服，到底是身上系着草绳子，还是脚底穿着木拖鞋。既然你不肯说清楚，那就别怪人大胆想象了。所以，后人直接说墨子本人（那话本是说，后世之墨者）穿着草鞋，步行天下。
墨子是不是一辈子穿草鞋，这谁也说不准，但墨子在战火纷飞的诸侯国之间，穿梭往来，四处奔走，却是肯定的。《文子
自然》篇有"孔子无黔突，墨子无煖席"之语。《淮南子
修务训》一字不改，照这么说。到班固写《答宾戏》，话改成了"孔席不煖，墨突不黔"，位置调换，意思还一样--连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睡觉、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，可见忙到了什么程度。当墨子在山东听说湖北人要攻打河南人，立即连夜起程，日夜兼程，走了十天十夜，走进楚国的首都。经过一番口手并用的较量，制止了一场单边主义的国际冲突。
这件事，据梁涛《墨子行年考》考证，是墨子29岁那年做的。--否则连走十天十夜，就有点吃不消，也可能走不快。墨子在这件事上，要体力有体力，要口才有口才，要思想有思想，要精神有精神（日夜不休；足重茧而不休息；脚坏，裂裳裹足；见《墨子闲诂》所引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文选》、《世说新语》、《神仙传》诸书），要计谋有计谋，这五大元素，一齐具备，只能在一个人的黄金岁月，而30岁，正是一个男人的黄金岁月。
墨子看到楚王打消了进攻宋国的念头，就趁机送了本书给他。楚惠王（据推断）半皱着眉，草草翻了翻，说，书是好书，可对我没用。这样吧，墨先生要是愿意留在楚国，我可以包养你。于是墨子二话不说，又走回鲁国去了。1
梁涛考证，墨子回国后，越王听说了墨子的义举，托人来邀请墨子去越国发展。墨子可能是旅途劳顿，毕竟又走了十天十夜，但更主要是对越王没什么信心，鲁越相去，又山长水远，就说了一番大道理，推谢了越王的隆情盛意，转身去了相邻不远、他刚刚帮了大忙的宋国。2
一去就被关进了大牢。有人讹传，墨子因此死在了宋国的监狱里。好在关的时间不长，出来后，墨子又回了鲁国。墨子是鲁国人，鲁国既是他的祖国，也是他事业的后花园，墨子在外面跑累了，或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，就回到鲁国休整一下。
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，墨子从鲁国动身去齐国，原因是齐国要攻打鲁国。这次行程，相对来说，算短途。墨子到齐国后，对齐王说了一番以下的话。
子墨子见齐大王曰："今有刀于此，试之人头，倅然断之，可谓利乎？"大王曰："利。"子墨子曰："多试之人头，倅然断之，可谓利乎？"大五曰："利。"子墨子曰："刀则利矣，孰将受其不祥？"大王曰："试者受其不祥。"子墨子曰："并国覆军，贼杀百姓，孰将受其不祥？"大王俯仰而思曰："我受其不祥。"（《墨子
鲁问》）
杀人会受不祥，这说法，像是头一回听到，大概也属于日后失传的墨学内容之一。总之，打了个"倅然断之"--刀砍人头的比喻，三问两答，俯仰之间，一场血仗避免了。
墨子后来又去了趟楚国，为的还是阻止一场战事。墨子平生几次出国，虽然所走国度和出行气派，跟孔孟相比，略显寒碜，但效用却不可同日而语，每出去一趟，都救回不少人命。
以上叙述，都是根据梁涛《墨子行年考》撰的。有问题，找梁涛。
至于墨子每回出去，是不是真的脚穿草鞋，或者，是不是都是走路、步行，那其实既无关紧要，也可任由想象。《墨子
贵义》记载，墨子南游卫国，车里装满了书。3--可见，不全是走路。照我推断，墨子有可能穿草鞋，也有可能穿皮靴，皮靴经穿。更主要的是，墨子是手工业者的代表，也就是百工领袖，理应穿皮靴（《考工记》里，光制革的专业工人，就有五种；4制草鞋的？没听说）但后人大概觉得皮靴跟墨子十日十夜，脚不停步的形象不衬，就像，那幅中国名画：《毛主席去安源》，据说，毛泽东说过，他当年去安源，穿的是草鞋，但画家们觉得，这跟他们想象中的青年毛泽东不一样，于是，改为布鞋了。
这个老师有点黑
墨子和孔子一样，第一职业和身份，应该是老师。孔子号称弟子三千，这是个浮夸的数字，估计把在路上跟孔子打过招呼，或曾经和孔子住隔壁，孔子对他说过几句"之乎"、"者乎"之类的，都算作孔门弟子了。墨子的弟子--至少墨子在世时，--没这么多。《墨子
公输》里说，"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"，这三百人，不能肯定全是墨家弟子。至于"从属弥众，弟子弥丰，充满天下"（《吕氏春秋
当染》）明说了那是"孔、墨皆死久矣"之后的事。
要成为墨家弟子，《庄子 天下篇》说，"不能如此，非禹之道也，不足谓墨"，可见有严格要求，不是是个人就能"入会"或"入党"。
墨子对弟子要求的严格，从几件事上，可以看出。
子墨子怒耕柱子。耕柱子曰："我毋俞于人乎？"子墨子曰："我将上大行，驾骥与羊，我将谁驱？"耕柱子曰："将驱骥也。"子墨子曰："何故驱骥也？"耕柱子曰："骥足以责。"子墨子曰："我亦以子为足以责。"（《墨子
耕柱》）
这个故事，现在常被用来说明人才使用与管理的道理。一个怒字，形象地显示出，墨子对于弟子的态度。
这一点，在墨子最重要的大弟子禽滑厘身上，也能看出。"禽滑厘子事子墨子，三年，手足胼胝，面目黧黑，役身给使，不敢问欲。"（《墨子 备梯》）
这样的师生关系，不仅孔门师徒中看不到，而且，让墨子的形象，有一种老大的味道。
《墨子》书中，两件相反又相似的事，很能说明墨子跟弟子之间，这种近乎老大与小弟的关系。
一是有个叫高石子的，墨子把他安插进卫国，弄了个一官半职。卫君对他不错，高石子本人也想好好干；但没做多久，高石子就离开卫国，跑去在齐国的老师那，说：卫君看在您的面子上，对我不错，我也想好好做，可卫君不把我的话当回事，所以我跑出来了。卫君不会认为我是狂妄之人吧？墨子回答他，如果你走得有道理，怕人说什么狂妄。高石子说，我哪敢随随便便就离开，老师您教过我，不该要的钱，再多也别动心。墨子一听很高兴，把大弟子禽滑厘叫来身边：你听听！不择手段弄钱的，见的多了；有钱也不要的，高兄弟今天做到了（《墨子
耕柱》）5
另一个名叫胜绰的弟子，墨子把他安排在齐国项子牛那。项子牛做什么，胜绰都跟在后面屁颠屁颠的。墨子一听，派个人要项子牛把胜绰给辞了，说，我把胜绰弄在你身边，是要看着你别干坏事，现在，这家伙只顾沾着口水数钞票，你干什么他都随你，这不是快马扬鞭、助纣为虐么？胜绰这家伙真是被钱冲昏头了。（《墨子
鲁问》）6
这两件事，让人想起《鹿鼎记》里"总舵主"与"青木堂香主"的关系，也突显了墨子不怒而威，对众弟子家长式、无远弗届的控制。因此，有人说，墨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党组织，也是后世黑社会的源头和雏形。
另一个故事，佐证了这种说法。自我感觉良好--"毋俞于人乎"--的耕柱子，墨子在楚国，给他弄了个官。耕柱子当了官，几个同门兄弟去看他，去了四个人，煮了半锅饭；饭没吃饱，饭后，也没安排洗个头，沐个足什么的。几个小兄弟憋了一肚子气，"回京"后，参了耕柱子一本，说"耕柱子在楚国当官有什么用，我们几个不远千里去看他，吃得寒酸不说，一吃完，就把我们晾在一边。"墨子嘿嘿一笑，"话别说得太早"。果然，没几日，耕柱子托人送来一堆钱，还附上一封短信，诚惶诚恐地说，这是专门孝敬给老师您的。墨子点点头：瞧，我说什么来着（《墨子
耕柱》）7
据说，墨子步行天下，奔走不歇，以及墨家子弟的活动经费，很大一块，就来自像耕柱子这样出外做官者的供奉，否则，没有钱，门都出不去，就别奢谈什么远大理想和抱负了。
墨子作为老师，口才自然了得。--那时候，老师一般都光说不练（写），所谓著作，大都是弟子的追忆、追记，口才不好的，估计成不了老师。--《墨子
公输》，唇枪舌剑，势如破竹，那是墨子口才的正面形象，墨子口才，还有侧面形象。
《墨子
公孟》记载：有个家伙，老是跟着墨子师徒转悠，但又不肯办入学手续。墨子看他资质不错，身体强壮，思维敏捷，就对他说，你做我徒弟吧，学会了，我让你当官。那人一听，就入学了。学了一年，跟墨子要官。墨子说，不给你官，讲个故事给你。鲁国有兄弟五人，老爸死了，老大成天喝酒，不管。四个弟弟就对兄长说，你把父亲埋了，我们给你酒喝。老大一听，高兴，就把阿爹埋了，然后跟弟弟们要酒，兄弟四人异口同声：没酒。你埋你爸，我们也埋我爸，那老爸只是我们的老爸吗？你不埋他，人会笑话你。--墨子说，你跟我学道理，不学，人也会笑话你。--这个身体强壮，思维敏捷的人，如果想要墨子退学费，估计是退不回来了。8
下面这个，更狠。
鲁人有因子墨子而学其子者，其子战而死。其父让子墨子。子墨子曰："子欲学子之子，今学成矣，战而死，而子愠，是犹欲粜，糴售则愠也，岂不费哉！"（《墨子 鲁问》）
鲁国有个人，让儿子跟墨子学本事，谁成想却死在战场上。作父亲的责怪墨子。墨子说，你让你儿子来学本领，现在学会了，打仗打死了，你却怒气冲冲，这不是准备卖粮，粮食卖完了，你却生气了，岂不荒唐！
墨子姓墨，墨者，黑也，看来，确实有点黑。
最早的穷人经济学
司马迁马虎了事、含糊其词的寥寥数语，没有交待清楚，墨子到底是什么时候人，但后世诸多学者，还是从《墨子》本书和先秦其他典籍的旁证中，推断出墨子大概的生卒年限，即春秋末至战国初，也就是孔子和孟子之间的那段年月。
也就是说，诸子的重量级人物，只有墨子，亲身见证了发生在公元前403年，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的三家分晋（这一年，周威烈王册命韩、赵、魏三国为诸侯。始于公元前458年的裂分晋国，至此正式定型为"三家分晋"，并获得法理承认，而划上句号）。这一事件，标志着东周王朝春秋的结束和战国的开始。
春秋向战国的转变，是中国第一次严格意义的社会革命。这场革命，并非像"汤武革命"（《周易 易传 革彖传》）那样，一股力量取待了另一股力量，你方唱罢我登台，而是发自社会内部，由生产工具的演变，导致生产力的变化，从而引起社会关系的重新摆布。
墨子在一个最有利的历史观察点上，目睹了这场惊心动魄的伟大变革。
那时，铁器的广泛使用，新型生产方式的普及，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释放，带来了GDP的疯狂增长，相对比值远远超出今天的规模与水平，城市化如雨后春笋，到处都很繁华，到处都是有钱人的样子，但毫无疑问，在繁华热闹的背后，穷人更多，贫寒人家更多，平民百姓更多。墨子说，"民有三患：饥者不得食，寒者不得衣，劳者不得息，三者民之巨患也。"（《墨子
非乐上》）这话并非虚幻想象，而是社会实情--那时候，找不到工作，并不是社会的主要问题，但饥寒交迫，疲惫丧命，却是时刻要面临的可怕威胁。
墨子赶上了，看到了，大声说出了自己的话。
第一次，中国历史上，有巨大影响力的思想者，从民众的角度，发出了穷人的声音，而且是以连续、集束的方式发出。
首先是经济上，也就是生存方面。《非命上》里，墨子提出著名的"三表"论，就是世间任何理论和言论，都得先有个说话的根据和检验的标准。这个标准，第一是"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"，--也就是较诸历史。第二、第三，分别是"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"和"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"。在墨子的思想里，这是个重要而普适的标准。即，凡是对百姓有利的，就是应该的；凡是不利于百姓的，就是不该的。
《节用》提出："诸加费不加民利者，圣王弗为"--又花钱，又对老百姓没实际利益的，不干。
《非乐》篇，墨子指出，之所以反对搞那么多大型文艺晚会，反对建那么多超豪华剧院、音乐厅，不是不知道歌剧好听，流行音乐好听，民族唱法好听，而是，那些玩意"亏夺民衣食之财"，"不中万民之利"，"将必厚措敛乎万民"。--不耗费天文巨资，不耽误正事，"好听"得起来么？
《非攻》篇，更是直接从老百姓的利益角度，说明战争的得不偿失，"今师徒唯毋兴起，……春则废民耕稼树艺，秋则废民获敛。今唯毋废一时，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"，"计其所得，反不如所丧者之多"，"今尽王民之死，严下上之患，以争虚城，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。为政若此，非国之务者也"--显然，这只是小老百姓的看法，王公大人，岂能作如是观？"厕役以此饥寒冻馁疾病而转死沟壑中者，不可胜计也。此其不利于人也，天下之厚害矣！而王公大人乐而行之，则此乐贼灭天下之万民也，岂不悖哉！"（《非攻下》）--那年头，打仗是来钱、来利最快、最丰厚的勾当，相当于现今的拆迁搞房地产和资本运作，你叫我别弄？怎么可能！死人有什么好奇怪，人反正都要死，只要不死我，不弄白不弄。两个"乐"字，画龙点睛，一针见血。
墨子几乎是本能地意识到，百姓人民经济上的穷困、窘迫，与政治密不可分，这就使墨子将自己的经济观点，延伸到了政治领域。于是，墨子喊出了即使在今天，也极具震撼和冲击的声音："人无幼长贵贱，皆天之臣也"（《法仪》）"虽在农与工肆之人，有能则举之，高予之爵，重予之禄，任之以事，断予之令。……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，有能则举之，无能则下之"（《尚贤上》）"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，立以为天子。……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，置立之以为三公。……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，置立之以为正长"（《尚同上》）很简单，但也很吓人。从上到下，一律以选当任。--当然，怎么选，还得另说，但首先，得是这个字：选。
管你是天子，还是村长。
墨子就这样，贯穿了中国最早的穷人政治经济学。
第四部分：遥望庄子，一个平民思想家的生活剪影
我想，庄子，其实是个孤独的人。
钓鱼
鱼，或钓鱼，对于庄子，是一道惹眼的风景。
《庄子》一书的开篇，就是从鱼开始的。
"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"（《庄子
逍遥游》，以下《庄子》引文，单注篇名）。一般人说《逍遥游》，--《逍遥游》和《齐物论》，是《庄子》被人说的最多的。冯友兰说，庄之所以为庄者，主要就在《逍遥游》和《齐物论》（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，转引自《十家论庄》）--总是着眼于鹏飞万里，"水击三千里"，"抟扶摇而上九万里"，却忘记了，鲲是鱼，大鹏鸟，也是鱼变的。
对于鱼，先秦诸子均有语涉。老子说过"鱼不可脱于渊"，孔子说"多识于鸟兽虫鱼"1，孟子"鱼和熊掌不可兼得"，《韩非子》有公仪休嗜鱼不受全的故事。但这些，跟庄子一比，都是"小鱼见大鱼"。
假如说，一个人，也像一个国家，也弄个动物来作自己的徽章，比如美国的鹰，德国的熊，中国的龙，那庄子的徽章，就是鱼。
庄子被很多人知道，甚至，被很多人喜欢，跟鱼有关。
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。庄子曰："儵鱼出游从容，是鱼之乐也。"惠子曰："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"庄子曰："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鱼之乐？"惠子曰："我非子，固不知子矣；子固非鱼也，子之不知鱼之乐，全矣。"庄子曰："请循其本。子曰"汝安知鱼乐"云者，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，我知之濠上也。"（《秋水》）
庄周家贫，故往贷粟于监河侯。监河侯曰："诺。我将得邑金，将贷子三百金，可乎？"庄周忿然作色曰："周昨来，有中道而呼者。周顾视车辙中，有鲋鱼焉。周问之曰："鲋鱼来！子何为者邪？"对曰："我，东海之波臣也。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？"周曰："诺。我且南游吴越之王，激西江之水而迎子，可乎？"鲋鱼忿然作色曰："吾失我常与，我无所处。我得斗升之水然活耳，君乃言此，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！""（《外物》）
这两个故事--特别是"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"--知道的人很多。冯友兰，还有后来好多人，总是喜欢说"庄之所以为庄者"，然后噼里啪啦写上一大堆，其实，我觉得，这两条鱼故事，就是庄之所以为庄者。
换一个人，想都别想。
除了上面两条鱼故事，庄子，还说了好些鱼哲言。
泉涸，鱼相与处于陆，相呴以湿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（《大宗师》）
鱼处水而生，人处水而死，彼必相与异，其好恶故异也（《至乐》）
荃者所以在鱼，得鱼而忘荃（《外物》）
说鱼之外，庄子还亲自钓鱼。
庄子钓于濮水，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，曰："愿以境内累矣！"庄子持竿不顾，曰："吾闻楚有神龟，死已三千岁矣，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。此龟者，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？宁其生而曳尾于途中乎？"二大夫曰："宁生而曳尾途中。"
庄子曰："住矣！吾将曳尾于途中。"（《秋水》）
这个故事，另有两个版本。一个被司马迁写在《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》--司马迁写庄子，总共写了293个字，这故事，就花了105个。--另一个在《庄子
列御寇》，虽说内容有点出入，但意思都差不多，都是说庄子宁愿钓鱼，不愿当官。
庄子钓鱼跟政治的碰撞，《淮南子 齐俗训》的篇尾，也带了一笔。
故惠子从车百乘，以过孟诸，庄子见之，弃其余鱼。
因为憎恶政治人物的炫耀、摆谱（仇官心理？）但又不好、不便，或不敢，不愿、不屑，--当场叫骂，所以，只好应了弗洛伊德的情感转移、替代说，把自己钓的无辜的鱼，倒回了河塘里，以示对于政治财富的抗意。
这里顺便说一句，庄子和惠子，后来成了朋友--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朋友--我想，这次余鱼对百车的冲突，这次的"倒鱼抗议"，也许就是他俩友谊的缘起。以后，就有庄子上大梁去找惠子；有了惠子回国后，俩人携手游濠上。这世界，友谊，往往从对立开始。
所谓不打不成交。
《庄子》书中，最让人心潮澎湃的一次钓鱼，在《外物》篇。这也是中国传奇小说的源头之一，"小说"一词，或许就出于此（见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
任公子为大钩巨缁，五十犗以为饵，蹲于会稽，投竿东海，旦旦而钓，期年不得鱼。已而大鱼食之，牵巨钩，錎没而下，骛扬而奋鬐，白波若山，海水震荡，声侔鬼神，惮赫千里。任公子得若鱼，离而腊之，自制河以东，苍梧已北，莫不厌若鱼者。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，皆惊而相告也。夫揭竿累，趣灌渎，守鲵鲋，其于得大鱼难矣！饰小说以干县令，其于大达亦远矣，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，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。
先秦诸子，别说对鱼的描写，没人可及庄子项背；更没人像庄子这样，本身就是个钓鱼者。鱼在中国古代，是常见的生命象征物，鱼水之欢，至今仍是形象的表达。而钓鱼，也从来不是一件单纯的事。姜太公不是，严子陵不是，袁世凯也不是。庄子，不管是不是，他都是中国哲学家中，跟渔翁形象，最贴近的一个。
旅游
《庄子》书中只有游，没有旅游。
旅游是我说的，为的是方便理解庄子。--况且，也不是一点根据没有。
我们从两个层面，来看庄子的旅游。
先从实际生活看，庄子，也是个喜欢到处走走的人。
春秋战国的知识分子出国潮，孔子算得一个代表，先后周游了十几个国家。墨子也是东奔西跑的。孟子更是整个车队在路上浩浩荡荡。照理说，庄子有点斩逸俗尘，置身世外的意思，但其实也未能免俗。庄子，也出去过几回，去过几个国家，而且，也都会见了几个出访国的国家元首。
魏国：惠子相梁（梁国即魏国，因迁都大梁而得名），庄子往见之（《秋水》）庄子衣大布而补之，正緳系履而过魏王（《山木》）
楚国：庄子之楚，见空髑髅，髐然有形（《至乐》，注：鲁迅在《故事新编
起死》中说，这是庄子去见楚王的路上发生的事。《庄子》中，的确数次提到楚王，庄子拒聘，拒的也是楚王的聘。看来，庄子与楚王之间，还真有点若有若无、隐隐约约的关系，以至有人说，庄子，是楚庄王的后裔。--胆大敢说的，哪朝都有）
鲁国：庄子见鲁哀公。（《田子方》，注：鲁哀公与孔子同时，跟庄子相差200年，庄子不可能见鲁哀公。但郭沫若在《十批判书
庄子的批判》中说，哀公如系景公之误，则非寓言。所以，姑且存此一说）
至于《庄子》杂篇中的《说剑》，说"庄子"见赵文王，这实在跑得有点远了。我估计就是任继愈老先生，恐怕也难以认同（任老先生关于庄子，有个著名的反主流论断，即《庄子》外杂篇为庄子本人所写，《庄子》内七篇，反倒不是庄子写的）所以，赵国，还是算了。
出国之余，庄子也常在周边地区--也许就是他家门口附近--逛逛。
"庄子行于山中，……舍于故人之家。"（《山木》）
有妻有室的人，不但在外闲逛，干脆就住在了外面。
庄周游于雕陵之樊，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，翼广七尺，目大运寸，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。庄周曰："此何鸟哉，翼殷不逝，目大不睹？"蹇裳躩步，执弹而留之。睹一蝉，方得美荫而忘其身；螳螂执翳而搏之，见得而忘其形；异鹊从而利之，见利而忘其真。庄周怵然曰："噫！物固相累，二类相召也！"捐弹而反走，虞人逐而谇之。庄周反入，三月不庭。蔺且从而问之："夫子何为顷间甚不庭乎？"庄周曰："吾守形而忘身，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。且吾闻诸夫子曰："入其俗，从其令。"今吾游于雕陵而忘吾身，异鹊感吾颡，游于栗林而忘真，栗林虞人以吾为戮，吾所以不庭也。"（《山木》）
这是个庄周游园的故事。"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"的成语，是不是来源于此？但这个故事，有比这个成语，更让人感叹的内容。这里有个多么鲜活、真切的庄周！庄周曰："此何鸟哉，翼殷不逝，目大不睹？"，--意思是，翅膀这么大（翼广七尺），却飞不远；眼睛这么大（目大运寸），却看不见人（感周之颡，即碰到庄子的额头），多么精微、细致、充溢现场感的描摹！2000多年前的一个场景，瞬间之际，招致眼前。当庄子发现，庄周与异鹊，异鹊与螳螂，螳螂与蝉之间，构成了一串利害相生的"生物链"，"庄周怵然曰"，--"庄周怵然"四个字，惊心动魄。先秦诸子，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，没有任何一名思想家，哲学家，像庄子这样，对自然，对动物，对植物，有如此细心地关注和众多的描写（《庄子》书中，仅有名称的动物，就有86种。在任何一本哲学著作中，这都是个纪录），这是庄子哲学的水源，也是庄之所以为庄者。当庄子幡然醒悟，扔掉手上弹弓，准备离开时，园林管理处的守园人发现了他，在后面连追赶带驱逐加责问，搞得庄子很不爽，三个月心情都舒畅不起来。
一个玩弹弓的庄子！一个被人在屁股后面追了一下，就三个月委屈不舒服的哲学家庄子！看来只好"独与天地精神往来"（《天地》）了--这人间世也太不好玩了。
所以，让我们陪庄子，暂且离开这现实的世界，到另一个世界，庄子的精神世界，去参观一下庄子对于旅游--游--的热爱。
游在《庄子》中，是个频繁出现的词，除了篇名中的《逍遥游》和《知北游》，出现次数，不会少于300次。但更为引人注目的是，庄子几乎是习惯成自然，不由自主，不厌其烦地，将全书近百个对话、故事的绝大部分，置于以"游"字为旗帜的框架、背景下--纯粹"静态"的表述，不到30％--并以此构成了《庄子》一书的基本叙述风貌，也使得人们阅读《庄子》，始终晃动在一种动感的视觉效果中。
匠石之齐，至于曲辕，见栎社树。
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，见大木焉有异。
孔子适楚，楚狂接舆游其门曰（《人间世》）
天根游于殷阳，至蓼水之上，适遭无名人而问焉。（《应帝王》）
云将东游，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。（《在宥》）
子贡南游于楚，反于晋，过汉阴。（《天地》）
孔子西游于卫，颜渊问师金曰。（《天运》）
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。（《秋水》）
列子行食于道从，见百岁髑髅。（《至乐》）
仲尼适楚，出于林中，见痀偻者承蜩，犹掇之也。（《达生》）
阳子之宋，宿于逆旅。（《山木》）
温伯雪子适齐，舍于鲁。（《田子方》）
知北游于玄水之上。（《知北游》）
齧缺遇许由，曰："子将奚之？"曰："将逃尧。"（《徐无鬼》）
柏矩学于老聃，曰："请之天下游。"老聃曰："已矣！天下犹是也。"又请之，老聃曰："汝将何始？"曰："始于齐。"至齐，……（《则阳》）
阳子居南之沛，老聃西游于秦，邀于郊，至于梁而遇老子。（《寓言》）
孔子游乎缁帷之林，休坐乎杏坛之上。（《渔父》）
列御寇之齐，中道而反，遇伯昏瞀人。（《列御寇》）
……………
这还不是全部。
这样的哲学著作，中国没有，外国，大概也没有。
从这个角度说，《庄子》，是一部游纪体的哲学著作。
对话
从现有材料看，庄子在世时，身边的人不多，明确可说的，只有所谓一妻一友一弟子。冯友兰说"他（庄子）声名很大，交流很广"（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，转引自《十家论庄》），郭沫若说"庄子门徒一定很多"（《十批判书-庄子的批判》），都是推想之词，应该并不符合实情。
我想庄子，其实是个孤独的人。
但这个孤独的人，却是个非常喜欢说话的人，属于那种不说话，就会憋死的人。这一点，可以从《庄子》中，但凡别人问（说）一句话，庄子立即就扯出一长篇--而且每回附带赠送一个精美、经典的寓言故事--看出。
庄子有妻子，哲学家跟老婆的对话，是件引人遐想的事，但《庄子》中没有讲到，唯一一次提到庄妻时，她已死了。
惠子是庄子唯一的朋友，这是众所周知，大家都这么说的。《庄子》书中，共记录了庄子与人的22次对话，其中10次是跟惠子说的。事实上，惠子不仅是庄子唯一的朋友，也是庄子实有其人的唯一见证。--因为惠子史上确有其人，所以，也就间接证明了，庄子，也应该有这个人（虽说如此，但还是有人怀疑）
庄子的那个弟子，其实也是郭沫若推测的，就是《山木》篇中，庄子游园回来，问庄子话的蔺且。大概觉得庄子只有一个弟子，未免太过孤单，于是郭沫若又设想，"据此看来，魏牟也可能是庄周的弟子。"（《十批判书-庄子的批判》）
庄子身边实实在在能交往的活人，大概就这些了。想说，能说，又没人可说，于是庄子走入一个虚拟的世界，虚拟出一个又一个人名。人说还不过瘾，索性动物、植物、鸟兽虫鱼、山川河海、骷髅鬼魂、风雨人影，一起来吧！来参加一场盛大的哲学狂欢！一场前所未有、空前绝后的哲学盛宴！庄子就像《圣经.创世纪》里的上帝一样，想让谁说话，谁就能说话，愿意让谁开口，谁就能开口。作为一本哲学著作，《庄子》当仁不让地成为全球同类书籍中，出场人物最多的，仅有名，或有姓的，就有314人，这还不包括那些个泛指的什么越王、藐姑射神人，以及能说人话，但非人类的物种，如河伯、海若、蛇、风之类。当然，《庄子》，也是理所当然的，成为全世界哲学著作中，虚构人物最多的。那些所谓的人名，实际上，也就更像是庄子的"马甲"。这是中国有史以来，最原创、最生动、也最深刻的虚拟世界。庄子，也就成为中国（世界？）第一位职业型的虚拟世界的建构者和生活者。所以我建议，中国的网民们，应该像中国的商人，把关公作为自己的庇佑神一样，将庄子，视为自己的祖师爷。
《庄子》全书，总共80000字，其中对话有56000字，占70％。如果单以内篇计，则为16800字，对话12000字，占71％。这两组纯属巧合的数据，清楚地表明，对话，在《庄子》书中的份量与位置。
也就是说，游走和对话，共同构成了《庄子》的书写方式，编织了《庄子》。
对于《庄子》中的对话，尤其是庄子与惠子的对话，人们已经说得很多。《庄子》，正像是一张蹦蹦床--还是那种特舒服、特好玩的蹦蹦床--什么人跳上去，都能蹦达出自己的花式来。这里就不追随、重复那些议论和思想了。但有一个细节，我想，也许不是完全无聊和无趣的。庄子的文章，机警、恍惚之中，往往掩藏着一种严肃的氛围，让人感到某种由于深刻、抽象，而带来的沉重与沉闷，然而一到庄子跟人说话，节奏和格调即刻变了，变得有些轻松、轻快，甚至有一种挥洒自如的俏皮、油滑和愉悦起来。"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"（《秋水》）是这样，"庄子行于山中"（《田木》）也是这样。庄子之楚，跟骷髅开头说的话，更是充满了莎士比亚式的智趣与谐趣。这也许就是真实庄子的某一面吧。一个严肃思考、作文的人，在实际生活中，倒有可能是个轻松、搞怪的人。就像一个在舞台上风趣不断的小品演员，面对镜头采访，流露的，却常常是深沉、平静的另一面。这，也许就是生活的辩证法。
据说，庄子活了83岁，这是个吓人的年纪。没办法，推断的年龄，都这么长寿。如此漫长的有涯，不知道孤独的庄子，是怎么打发的。对话，跟人对话，跟鱼对话，跟骷髅鬼魂对话，说起来，也许还真是个不错的消遣方式。
从这个角度说，《庄子》，也是一部对话体的哲学著作。
冥想
关锋评说庄子，有句闲话，"他（指庄子）和他同时代的人比较起来，是问题想得很多也想得很复杂的思想家之一"（《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》，转引自《十家论庄》）
庄子想的很多，他在想什么？
我们绕个弯，来回答这个问题。
庄子的生卒年，现在一般取马叙伦先生的说法，即公元前369年-286年。我们来看看，在这段时间，在庄子的有生之年，在中国的战国中期，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事。
"到公元前354年，大国间的战争便爆发了。"（杨宽《战国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342页。以下史料主要取自杨宽《战国史》，不另注。）
按照推断，公元前354年，庄子已是个15岁的少年。
从公元前354年开始，到庄子去世前后的公元前285年，以下人物、事件，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，次第登场。
商鞅变法，围魏救赵，梁惠君称王，齐威王在位，张仪连横，楚怀王被骗，屈原投江，秦灭蜀国，燕王禅让，齐国攻燕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楚灭越国，白起为将，伊阙之战；苏秦合纵，宋国灭亡，乐毅伐齐。
这里的任何一桩，都是沉甸甸的。不说在当时，就是对于整个中国历史，它们都或多或少，或深或远，有过大小不一的影响。
这其中，围魏救赵、梁惠君称王和商鞅变法，可以从军事、政治、体制三个方面，视为战国的真正开始。--春秋战国的分界，目前通行的，是以公元前453年的三家分晋为标志，但战国的真正发轫，始于上述三件历史事件的发生，它们也就成为"战国之所以为战国者"的真正起点。--战争，常常是历史最方便，也最实际的分界线。而张仪、苏秦先后主导的连横合纵，是一场历时近百年，席卷各国的国际化运动，它构成了整个战国中后期历史的基本风貌和动力之一。与这场运动密切相关，庄子在世的八十年中，至少有三个当时的超级大国--魏、楚、齐--先后遭受重创，彻底走向了衰败、衰亡。而决定秦国最后一个强敌赵国命运的长平之战（主将依然是伊阙之战的指挥者白起），仅仅在庄子死后的第26年就爆发、结束了。决定秦国统一中国的另两件大事，灭蜀和破楚，也发生在这段期间。秦国灭蜀之于统一中国，从军事战略角度说，犹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东北。而楚国的败亡，为秦统一扫清了最大的障碍。至于跟庄子本人更"切身"的事件--祖国宋国的灭亡，就发生在庄子临死的前一年。紧接着，乐毅伐齐，连下七十余城，给了齐国致命一击。
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。一个高扬功利主义大旗的时代。翻译成通俗的白话文，就是：除了赚钱，一切都是不务正业的时代。什么是主旋律？这就是主旋律。张仪和苏秦，一头一尾，是这个时代主旋律，最典型的两个代表。
但是，所有这些，在《庄子》书中，踪影全无，痕迹全无。
什么国君统帅，什么烈士英雄，什么崛起绝灭，什么超女教授，统统不见，统统被庄子摈弃在思维视野的垃圾箱中。
如果拿孟子作一番对比，我们就能看得更加清楚。
还是根据推断，孟子与庄子，几乎同时而略早，即公元前372年-289年（我以前还一直以为，庄子在孟子前头）。在《孟子》书中，我们看到，孟子不但与梁惠王、齐宣王（有人说还有齐威王），以及庄子国家的元首宋君偃，有直接、确实的交往，孟子还是攻燕的齐国名将匡章的私人朋友（为此，孟子受到时人的非议，孟子却不以为然），并直接介入、卷入了齐国伐燕的前后事。孟子还应宋君偃之邀，到宋国搞政治改革，虽然没搞成，却一待两年。2但《孟子》却从没提到庄子。当然，《庄子》也没提到孟子。因此，至今有人怀疑，到底有没有一个叫庄子的人存在过。
那时，庄子在干嘛呢？--他在冥想。
庄子正沉浸在自己构筑的虚拟世界，在严肃地沉思、辩论语言的功能问题，思维的是非问题，道的问题，真人、神人的问题，虚实、有无、死生、快乐与不快乐的问题，静止与变化的问题。在《庄子》书中，你见不到那些每天都在发生的惊天动地、改天换地的大事件，那些宫廷政变、征战杀伐、欢歌庆宴。庄子完全沉浸在自己虚构、虚幻的世界，把自己从纵横捭阖、金戈铁马的时代中渗透出来，放进了一个悄无声息的清凉世界。
夫道，有情有信，无为无形；可传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见；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；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；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，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，先天地生而不为久，长于上古而不为老。狶韦氏得之，以挈天地；伏戏氏得之，以袭气母；维斗得之，终古不忒；日月得之，终古不息；堪坏得之，以袭昆仑；冯夷得之，以游大川；肩吾得之，以处大山；黄帝得之，以登云天；颛顼得之，以处玄宫；禺强得之，立乎北极；西王母得之，坐乎少广。莫知其始，莫知其终。彭祖得之，上及有虞，下及五伯；傅说得之，以相武丁，奄有天下，乘东维，骑箕尾，而比于列星。（《应帝王》）
这样的文字，不可能来自经验的世界。它只能来自冥想，来自一种近似宗教的超验。
从这个角度说，《庄子》，是中国哲学著作中，最接近宗教境域的一部。
做梦
受庄子影响的后人中，曹雪芹经常名列其中。《红楼梦》中的《庄子》痕迹，被人引证最多的，是第二十一回《贤袭人妖嗔箴宝玉》。宝玉跟袭人互生闷气，结果，二爷仿照《庄子.胠箧》，写了段依葫芦画瓢的韵文。
其实曹雪芹跟庄子，还有一层更有意思的联系，不是别的，就是《红楼梦》的梦。有人统计过，说《红楼梦》一共写了33个梦。《庄子》中的梦，虽然数量不及《红楼梦》--《庄子》一共写了五个完整意义上的梦--但却是"庄之所以为庄者"，是《庄子》--或许应该说庄子--最令人心动，最光彩夺目的地方。
因为，《庄子》书中，有个古今天下第一梦。
前面说过，假如庄子有个徽章，这徽章应该是鱼。现在看来，这徽章的合法性，恐怕要受到严重的质疑和挑战。坦率地说，假如庄子生活在近现代，比如民国，打算公开出版《庄子》，那该书封面，或海报上，陪伴庄子做推销广告的，很可能不是那只巨大的鲲鹏，而是一只轻盈、斑斓的蝴蝶。虽然这只蝴蝶，在《庄子》书中，仅仅一闪而过！但她在许多的"庄迷"心中，是至高无上、天经地义的，是唯一相认的凭证与标志，她是永恒的。
有知道庄子，却不知道这只蝴蝶的么？
北大教授袁行霈，在他编撰的教科书中说，"而像《逍遥游》（笔误，应为《齐物论》）末段那样的文字，简直就是抒情诗。"
何止是抒情诗。我想，假如文字也能像徐悲鸿、傅抱石的绘画一样，能在香港嘉德3拍卖行拍卖，那庄周梦蝶这段文字，将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值钱，拍卖价最高的文字。
庄周梦蝶。一梦醒天下；一梦迷天下。
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说，《庄子》，是一部梦幻型的哲学著作。
借钱
梦醒之后去哪？借钱。
庄子那时，毕竟还没有嘉德拍卖行，有也不会拍卖那只蝴蝶。所以，庄子不但做不了"文化财主"，或"哲学财主"，连饭钱也没了，所以，只好去借钱。
庄周家贫，故往贷粟于监河侯。监河侯曰："诺。我将得邑金，将贷子三百金，可乎？"庄周忿然作色曰："周昨来，有中道而呼者。周顾视车辙中，有鲋鱼焉。周问之曰："鲋鱼来！子何为者邪？"对曰："我，东海之波臣也。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？"周曰："诺。我且南游吴越之王，激西江之水而迎子，可乎？"鲋鱼忿然作色曰："吾失我常与，我无所处。我得斗升之水然活耳，君乃言此，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！""（《外物》）
这故事前面引用过，但为了证明"庄周家贫"，只好再用一次。
庄子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形象，《庄子》中有零星记述。
"庄子衣大布而补之，正緳系履而过魏王。"（《山木》）
"处穷闾隘巷，困窘织屦，槁项黄馘"（《列御寇》）
前面那个形象，与其说是哲学家，倒不如说更像"狗屠"，还是那种忒破落的"狗屠"。后面那句话的意思是：穷街烂巷，面黄肌瘦，脖梗细长，蹲在地上织草鞋。
这形象，怎么看，都惨了点。
哲学是贫困的必然么？
从《庄子》书中看，庄子一生，说得上能带来经济收入的正当职业，只有两个：织草鞋和收弟子。织草鞋的经济效益不难想象，否则刘备也不用去剿"黄巾"了。收弟子，照理说，从古至今，都是桩不错的买卖（收女弟子还有额外的收益），你看人家孔子，弟子三千，每人交十块钱，或一块干肉，那都是一笔可观的收入，至少是衣食不愁。墨子收弟子，当上了老大，兼"工党"领袖，情况也不错，缺钱用时，就有人送过来。（《墨子
耕柱》）孟子人家自己有本事，不用巴望弟子的奉养。庄子就不行了。孔子、墨子、孟子教的，都是实用型知识，所以弟子众多、云集，你庄子成天谈虚说玄，这也能换钱？弟子稀少，也就顺理成章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庄子谈虚说玄，弟子的整体数量，固然少，但一旦有人愿意拜师，那这人，十有八九，倒有可能是个有钱人，富贵人。谈虚说玄，穷人是玩不起的，但一朝有了钱，梵高的油画，宋元的古董，也就想咂摸咂摸了。郭沫若猜魏牟也是庄周的弟子，这魏牟，就不是一般有钱的人，他是中山国的王子。
我想，庄周能在贫穷中活到80多岁，还能悠哉游哉地沉思、冥想、遨游，一定不是"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"（《逍遥游》）可以撑得下来的。一定有人时不时地"借钱"给他，才能至少写出《庄子》内七篇。
如果把目光稍稍放远一点，我们能想到，看到，庄子的时代，至少在庄子年青的时候，应该是个不错的、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的社会。那正是战国借助新型生产工具和政治体制，经济发展趋向高潮的顶峰之时。战争的浪潮，总是要稍稍后滞于经济的极度繁荣，或衰败。而且，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与影响，也不是一蹴而就，一击即溃，甚至也不是单元、单向的（不是有发"国难财"的么）。事实上，庄子之时，繁华景象无处不在。别的不说，单在庄子的祖国，宋国，就有一个类似今日广州、深圳的超级商业城市：定陶。在当时的各国，定陶是数一数二的商业之都。数次跨国战争的焦点目标，其中就有它。而庄子所在蒙地，跟定陶紧相毗邻，当时的交通状况，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。而宋国因为地处中原枢纽，在地理位置上，更是"九国通衢"，四通八达（详见杨宽《战国史》第三章《春秋战国间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》）应该与此有关，"关税"，成为宋国重要的经济来源。《孟子》中著名的"偷鸡贼"比喻，就是针对宋国的税收而言的。郭沫若说，如果庄子愿意去齐国的稷下学宫，凭他的才华，一定可以轻而易举加入到"不治而议"的行列。（《十批判书.庄子的批判》）其实，何须跑到齐国，如果庄子真是个想弄钱，能弄钱，想过好日子的人，他只要抬腿去相邻不远的定陶，就一定能找到个不错的经济位子。--至少，吃饭不成问题。何至于要"穷闾隘巷，困窘织屦"，何至于要头天启程，去跟人"贷粟"。
所以说，庄子的受穷，完全是自找的。
就像当年的斯宾诺莎，巴拉丁选侯请他去担任海德堡（相当于稷下学宫）的哲学讲席（罗素《西方的智慧》），斯宾诺莎说，我不太适合到大学当老师，我还是磨镜片比较适合些。
庄子大概也是这样想的--我还是织草鞋比较适合些。
第五部分：纵横家苏秦的谜样人生
其实，苏秦的一生，就是一场玩笑。
苏秦的回家
司马迁写苏秦，从他的一次回家写起。
浪子回家，这是千古以来的经典场面。
浪子失败而回--跟衣锦还乡相对照--就更是最让人痛苦，也最让人难忘的场面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：
要是满载而归
我也要这样回到生长我的土地
倘使怀中的财货多得和痛苦一样。
苏秦当时面临的，正是这种情况：痛苦很多，财货没有。因此，在他跨入家门的一瞬，苏秦受到了来自"兄弟嫂妹妻妾"（《史记
苏秦列传》，以下引文未标注者，均引自《史记 苏秦列传》）充满窃笑和调侃的欢迎。而苏秦，一头扎进了自己的小黑屋，羞愧难当。
司马迁说苏秦在他的小黑屋，一猫就是一年。在这一年中，苏秦除了埋首书山籍海，他哪也没去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悟到了自己未来人生的光明大道。苏秦决定二度出山。他先到了自己的所在国--东周，相见一面周显王；但熟人其实是最不好谈生意的，显王他大概是没见着，--不过没关系，以后他会自己跑过来--反而被周显王的马仔们，取笑了一番。苏秦转身去了真正的国家，大名鼎鼎的秦国。
这里得插一句，司马迁写的这些个鸡零狗碎的事（现在我又把它们重复了一遍）在严肃、正经的历史学家看来，不说不屑一顾，大概也实在有点不太"历史"，但司马迁偏偏就这么写了，这是不是也是暗中构成《苏秦列传》白写了的因素之一？
司马迁说苏秦倒秦国后，见到了秦惠王，还说："秦孝公卒"，又说"方诛商鞅"，听那话语的口气，好像是暗指秦惠王刚刚登基未久。秦惠王对苏秦还算客气，但没有接受他的游说。
苏秦于是再转身，到了赵国，又碰了一鼻子灰。于是继续转身，向北，到了有点遥远的燕国（燕国在当时，实在有点太偏远，在此之前，跟其他诸侯国几乎没有往来，苏秦到了燕国，几乎有种"到了国外"的感觉）。在今天北京西南郊的房山附近，游逛了一年多，苏秦终于见到了燕文侯。这一下，一个机会给他攥住了。可见，古往今来，还是北京机会比较多。
一番长谈，燕文侯被苏秦说动了，于是给了苏秦一批车马金帛，让他去开拓共同的事业。
苏秦转身南下。古往今来，想在中国成一番事业者，基本都得从北--最好就是北京的北--向南。苏秦也不例外。
苏秦首先重返赵国，见到了已经自己当家的赵肃侯。一番更长的长谈--足足用掉了1300字，是整个《苏秦列传》的六分之一。你看，这人一有钱，底气就足；底气一足，话也就长了。不出意外，赵肃侯也被苏秦打动，愿意"敬以国从"。于是苏秦马不停蹄，再接再厉，立即转道韩国，面对韩宣惠王，又是一通依葫芦画瓢的游说。俗话说：运去金如铁，时来铁变金！苏秦说的，还是以前那一套，最多添了点装饰，但是运一来，怎么说怎么有，想有点挫折都不行。接下来的行程中，苏秦依次顺利拿下了魏襄王、齐宣王和楚威王，得到的回应是千篇一律、众口一词的"这王还是您来当吧，我是不行了。"
至此，司马迁来了句总结语："于是六国从合而并力焉。苏秦为从约长，并相六国。"
"苏秦为从约长"，相当于当上了北约秘书长；"并相六国"，则有点"联合国军总司令"的意思。
批评司马迁的历史学家说，以上这些内容，基本失实；"并相六国"，更是子虚乌有。
司马迁说苏秦从楚国回赵国汇报出行工作途中，顺便回了趟家。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此，不管书写怎样轰轰烈烈、惊天动地的事情，他总能腾出手来，来上两笔妙趣横生的闲笔。正是这些"纯文学"的文笔，造就了一位彪炳千古、独树一帜的史学家。
这次，那位曾经不屑一顾、揶揄傲慢的周显王屁颠颠地来了，"周显王闻之恐惧，除道，使人郊劳。"不过，这次回乡省亲，最让人难忘的，是衣锦还乡的苏秦，跟他嫂子的一番打趣，俩人共同缔造了"前倨后恭"这一传世佳话和成语。
苏秦最后的人生，是在燕、齐两国度过的。苏秦死在了齐国。
苏秦他在跟谁开玩笑？
苏秦的一生，怎么看，都不像玩笑。
但司马迁不这么看。
或者说，苏秦同时代的人，好像不这么看。
司马迁说："而苏秦被反间以死，天下共笑之。"--"天下共笑之"，这是先秦时期的常见说法，这里的"笑"字，不管怎么理解，都有一种可笑、玩笑的意思。
如果我们摊开苏秦的一生，像摊开一张军用地图，我们会发现，的确，苏秦的一生，还真有点像玩笑--它简直就是一场玩笑。
我们从两个方面，来看这一"张"玩笑。
先从苏秦与司马迁、刘向和唐氏三杰来看。
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是一部伟大的纪传体史书，所谓纪传体，就是以人物转叙为主。在司马迁所写的各类人物中，有没有一个人，有一篇人物传记--请记住他的篇幅是8000多字--使司马迁承受了"错误百出"、"既有弄错，又有造假"、"几乎全是杜撰"的可怕指摘？以致有沦于白写的可能？
没有别人，只有苏秦。
刘向编的《战国策》，是一本专门收集战国策士言行的书，苏秦，是战国策士排名第一的代表，但刘向在苏秦上收获的评价是："真伪参半"--这是一个略带客气、有所保留的评价。事实上，若严格按唐氏等人认定的加减去除，《战国策》中的苏秦，根本达不到"五五开"的真伪参半，你若有兴趣，回头可用cacio算一下。
以苏秦在整个战国策士中的分量和地位，《战国策》所获得的这么一个评价，它的某种"严重性"，是不言而喻的；苏秦都只是"真伪参半"，那整体《战国策》的"可信"又若何呢？--你不能说这之间一点关系没有。
目前研究苏秦，从典籍的角度说，除了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，主要依据的，只剩《战国纵横家书》了。《史记》和《战国策》都已有点"满目疮痍"、"惨不忍睹"，那《战国纵横家书》是不是就一枝独秀、花美无缺？恐非尽然。这一点，前文已有所叙，下文亦将有所提及，此处单道一道文史学人，对于马王堆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的态度、取舍。"帛书苏秦"一出，震撼与冲击，众所周知。据闻，到目前为止，史学界的多数，已倾向于唐氏等人的"苏秦说"。最新的例子，是北师大教授、著名《史记》研究专家韩兆琦先生，已将"帛书苏秦"的结果，纳入其新著《史记笺证》中。但是，同为北师大教授、著名学者白寿彝先生的《中国通史》，则明确声言，依旧秉取司马迁的苏秦说。而在我的感受中，我觉得目前史学学人的大多数，对于"新"、"旧"苏秦，采取的，是一种"模糊策略"，既不完全因袭司马迁、刘向之说，也不爽然全盘接受"马王堆新说"。--大家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等待某种新的力量，使取舍的天平，最终明确地倒向一方。
也许，大家等待的，是力扭乾坤，或压垮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。
如果说，以上是苏秦跟外人和后人开的玩笑，那下面叙述的，则是苏秦跟他自己，开的玩笑。
按司马迁的说法，苏秦的一生--那场玩笑--看上去，就像一场足球比赛，上半场，他赢了（虽然开场时趔趄了一下）；下半场，他输了--也不好说就是输了，准确、客观的说法是，他被人撕了，以车裂的方式。
因此，这场玩笑，其实也就是一种司空见惯、普遍平常的玩笑，它的核心，就是一个字：
赌。
而如果按马王堆"帛书苏秦"的解读（唐杨马的解读），苏秦的一生，就是一场地地道道、标标准准、货真价实的国际玩笑。
想一想，苏秦，洛阳城中的一个闲浪子弟--洛阳，曾经的帝国首都，那时名虽存，实已亡，其实亡不亡都跟苏秦无关了。反正苏秦肯定要离开这个首都家乡，去到外地闯荡。生逢一个金戈铁马、动荡如水的年代，读了两年书（自学？或是跟鬼谷子学的？）羡慕感慨不忿他人与自己的命运比对，主要是财富与名声的不平衡，于是让自己的双脚，像忠厚的桑乔，跟随发梦的主人堂o吉诃德，跟随自己那颗发财扬名的心，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，走遍天涯。想想看呐，一个布衣平民，胸怀梦想（理想？），两手空空，衣衫褴褛，仗舌走天下，四处碰壁，矢志不悔。当终于从一个偏远的边陲小国，攥得一个从天而降的机会，他像攥紧自己的命一样，攥实了它！邹阳说："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为燕尾生"（《狱中上吴王书》），《淮南子》说："苏秦以百诞成一诚"（《说林》）多么让人感慨万端的奇妙对比！为什么？凭什么？当初，当苏秦与燕昭王相遇，到底是苏秦给燕昭王灌了迷魂汤，还是燕昭王给苏秦灌了迷魂汤，抑或是两个年青人坐在地上互相灌了迷魂汤，总之，随后，一场在今人看来简直是惊天地、泣鬼神、骇人听闻、匪夷所思、疯狂crazy的"人间奇剧"（在我的想象中，整个人类史上，就其谋划想象的宏大与惊骇程度，唯"911"堪差比拟）。从此，苏秦走上一条"史上最古老007"的惊险生涯，开始了自己波澜壮阔、充满惊涛骇浪的"卧底"、"双面"人生。唐兰、杨宽、马雍在其文中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指摘说，司马迁的《苏秦列传》写成了传奇小说，可是，当你看过唐兰、杨宽，特别是马雍的文章后，你会失声惊呼："天呐！这才是真正的传奇小说啊！"--马雍的文章，不但可以说是一篇传奇小说，事实上，它更像一篇完整的现代电影的分镜头剧本！现在的电影人，不是老喜欢将目光流连在古装戏上吗，只要你有足够的才气，苏秦就能为你提供最理想的素材，拍摄出一部足堪媲美《宾虚》的巨片。想一想，在至少十几年的光阴，苏秦数度由燕如齐，由齐、或燕，到赵、魏，甚至秦国，--自然还有韩国，甚或楚国，名（明）义上，他是齐王的代表，背（暗）地里，他是燕王的使臣；名（明）义上，他在为齐国摇旗呐喊、奔走、撮合，背（暗）地里，他在给燕国联络、串联、"铺线架桥"。为了实现宏图大计，苏秦不但要燕王派兵助齐攻宋，而且还极力和好齐、赵（假设一下，如果中国当初派兵助美攻打伊拉克；或者，由中国和好美、日关系。--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，一个好莱坞大片似的假设。事实上，中国没有那么做。中美关系，也不是燕齐关系）不说其他，单单是孟尝君田文、奉阳君李兑，还有韩珉，韩徐为，与苏秦、齐王之间的关系，就都是一出出精彩纷呈的绝佳好戏。粤语说：做戏做全套。苏秦做戏，岂止全套，--只要有需要，随时可加套！想想看，有多少人卷入了这只套，而且一个个都是史上声名赫赫的大人物。客观实事地说，他们全都是苏秦与昭王设计的一盘"超大棋"中的棋子。这是一盘怎样的惊世骇俗的棋！一盘怎样用心良苦的棋！最后，曾经威仪八面的"东方之珠"--齐国，被乐毅的铁骑，横扫得只剩最后一口活气。在苏秦的一手策划下，齐国事实已经灭国。
当然，就像鲁迅《铸剑》中写的，要铸成剑，得拿自己的命填进去！（于是眉间尺毅然而然跳进了熔炉）--苏秦也跳进去了。杨宽在《战国史》中，引《孙子兵法》的"死间"说，来形容苏秦的"卧底"齐国。也就是说，明知是个死，偏向死中行。这里，前面那个问题--同样是关键的、惹人遐思的问题--又浮出来了。苏秦这么玩命，为什么？凭什么？苏秦与燕国、燕王非亲非故（不像屈原、韩非，多少还有点这方面的瓜葛），干嘛为了个天远地偏的燕国、燕王，如此往死里地奔命？对于这一点，司马迁、刘向和唐杨马，均"回避"了正面的解说。只是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提到一句，苏秦跟燕王易的太太有染；另外则有人根据《战国纵横家书四章》有"故强臣之齐"之语，说苏秦的家属，可能被燕王扣为人质了。但仅凭这两条，也不足以诠释，苏秦何以要把自己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潜伏、奔波"敌营十八年"啊。
一个人甘冒这样的风险，十数年（数十年？）如一日--其间，苏秦也委屈过、自伤过、犹豫过、抱怨过、痛苦彷徨过，几次提出要辞职不干了（见《战国纵横家书》及唐杨马，尤其是马雍的解读），但他毕竟做到了最后。做这样一件非凡的事，它的动机与驱策力到底是什么？总不能归之于好玩吧？或者，归之于一句古人所崇扬、高唱的"一诺千金"，就打发了？当这一切还幽晦不明时，我只好说，它更像是苏秦，跟自己开的玩笑。
当苏秦被抬上车裂的位置，安放在几匹骏马之间，准备进行多方向运动时，在缰绳拉紧的一瞬间，他会想起谁？他会不会想起他的嫂子。苏秦平生的第一个玩笑，那个轻松、快意、胜利的玩笑，是跟他嫂子开的。在苏秦功成名就的时候，他没有跟他的兄弟妻妾开玩笑，而是跟他的嫂子，开了那个流传千古的玩笑。这，也许是个可以书写的话题，但非大手笔，恐难当此任。也许，众人景仰的陈寅恪先生，较为擅长此题。说不定，他可以替我们考证新鲜的、我们闻所未闻的史料来。
再见了苏秦！不管怎么说，你曾在这世上，好好地--风光地、充实地、痛苦不堪地--活了一回。留下的这个千古之谜，正好印证、符合你"远东国际第一大谍"的身份。
第六部分：韩非的官场攻防手册
官性如贼，防官之心，甚于防贼。
官在中国，是个说不尽的话题。
中国思想史上，对官，对官场，说过这么多，说得这么深，说得这么有用的，韩非之外，别无他人。韩非用战国新起的铁器深耕法（《吕氏春秋》的介绍是："其深殖之度，阴土必得，大草不生，又无螟蜮。"）把发育得热火朝天的中国官场，第一次捅了个底朝天。让人直观无碍，--而不是像《周礼》或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那样妆容整肃，--看到了它的底细和模样。
韩非一生的思想焦点，尽在于此。
官场，成为韩非思想的主要背景。
官性如贼，防官之心，甚于防贼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防患于未然，严防死守，防微杜渐，以防万一，防不胜防，就是官场文化、官场游戏题中必有之义。
防，就是官场的主旋律。
整部《韩非子》， 就是中国第一部《官场攻防实用手册》。
怎么防？
为了做好防课、防事，韩非首先树立两条原则性提议：一，握碎所有的信任；二，念紧一个备字。
最后，韩非还提出了他的官场政治终极之道：专制。
专制在今天的解释，繁复地说，简直罄竹难书，简单地讲，可以归结为两个词：集权和独裁。韩非对于这两方面的表述，可谓竭尽无遗。摭拾其中两句，即足以表明：集权--"故有口不以私言，有目不以私视，而上尽制之"（《有度》；独裁--"权势不可以借人"（《内储说下·六微》）。
韩非以此两义为边界（边际），构建了他专制主义的"思想版图"。
以扇为喻：君主为"扇纽"，上两条为"扇边"，下五条为"扇骨"，看看韩非的专制主义思想，展现了一幅怎样的"扇面"内容：
1． 权要抓得紧，利要看得清
有权就生"夭娥子"，有权必有鬼名堂（详见《内储说下六微》）。如何遏制权力，不使其出轨、越轨？韩非认为必须是以权治权，--当然不是三权分立--而是以大权治小权，以君权治臣权。所以，首先要在理论上明确，"君臣不同道"，"君操其名，臣效其形"（《扬权》）。然后在实践中，韩非将君权简释为二柄：刑（罚）德（赏）。有了这二柄（现谓抓手），君就是君，没有了这二柄，君就成了臣，臣有了二柄，也就成了君。因此，必须"谨执其柄而固握之"（《主道》）"夫赏罚之为道，利器也。君固握之，不可以示人。"（《内储说上七术
说三》）连看都不让看一眼。一定要像攥命根子一样给攥死了。千万别撒手。
但仅仅只顾抓权也不够。没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，决不是稳固的，能够长治久安的上层建筑，这一点，也给韩非看到了。所以韩非提出："利于民者，必出于君。"（《八奸》）这一极其重要的理论思想。我认为，这一理论口号，这一重要思想，是中国国营经济、国营企业的奠基之论，它穿透了中国数千年政治体制的隐秘之门。
"知臣主之异利者王，以为同者劫，与共事者杀。"（同上）
关于韩非思想中利的部分，另见他文。
1． 信息掌控中的政治神秘主义
信息似乎是个经济词，其实更是个政治词；似乎是个现代词，实际古已有之。信息，细究起来，应当正是马克思给恩格斯书信中所说，跟军事有直接渊源关系的产物。所以，时至今日，说起信息，始终有股硝烟的味道。
《韩非子》中，信息更如幽灵闪烁，时时焕发出神秘光影，并跟政治完成了第一次天衣无缝、颇具规模的媾和。
"夫事以密成，语以泄败。"（《说难》）
"术者，藏之于胸中，……潜御群臣者也。"（《难三 八》）
如何潜御？
信息掌控，是君主潜御群臣--亦即政治神秘主义的关键、要素。
这一点，韩非深受老子启发，深得老学精髓。--偷龙转凤、别出心裁地启发和学习。
韩非从《老子 五十九章》"莫知其极"一语，得出"其术远，则众人莫见其端末"（《解老》），并进而推导出一系列政治神秘主义话语：
"道在不可见，用在不可知。虚静无事，以暗见疵。……大不可量，深不可测"（《主道》）
"其用人也鬼"（《八经》）
要做到这一切，信息的封锁、隐蔽、掌控，就是必然之径。
"言通事泄则术不行"（《八经》）
《外储说右上说二》，两则相连的故事，讲到"谨廪"一词，众多释者解"廪"字，都解得模糊不到位，其实从通篇上下文看，"谨廪"，就是既要引诱对方，又要隐藏好你的（攻击性；操纵）意图，才能将对象、客体，玩弄于掌股之上。这也正是政治神秘主义者的惯用手法，所以才会有"子加之弋，我加之国"和"齐宣王曰："然则为天下何以异此廪？""之语。
同篇之中，韩非借口堂谿公与昭侯的对话，说出："今为人主而漏其群臣之语，是犹无当之玉卮也。"同样的意思，韩非在别处，也多次发出警告--当领导，做国君的，如果不懂得严密控制好负面信息，那就成了一只漏底的精美酒杯，实际已是个废物，一甩手就应该撇入垃圾桶。
蔽，是韩非书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词，也是韩非认为要实现君主专制，就必须破除的障碍之一。蔽的字义，用今天的流行语说，就是地球人都知道了，就他不知道。--这真的很要命。--韩非着急的，要保证的，正好和这相反。
此外，联想到韩非一干人，那个所谓"法家团队"，个个都认同、强调的"告密法"，甚至韩非的名篇名作《孤愤》、《说难》，以及与此有关，韩非对于纵横家的深恶痛绝，必欲除之而后快（见《说疑》《五蠹》等文），这其中，都体现出、包含着信息权的争夺与掌控。韩非与姚贾（还有相当部分的李斯）的冲突，核心即在于此。
2． 没有革命的手段，就没有革命的目的
孔子讲政治（狭义的），只有4个字，君君臣臣（《论语 颜渊》）。孟子更简洁，俩字：仁政（《孟子 梁惠王上》）
韩非不同。
韩非明确于目标，更精娴于手段。深知没有手段，就达不成目的。
手段，在韩非的字典里，称为"术"。
在把韩非思想划定为"三叉戟"，或"三尖两刃刀"的人那里，术，占到韩非思想平均数的三分之一（有的稍多，有的稍少），基本与法、势并列（有点三权分立，或三位一体的味道）
韩非对手段（方法）的重视，表面看，与申不害有关，实际更可能与荀子有关，这是韩非思想极为突出的特征之一。它不仅远超孔孟，整个先秦诸子，也无人能出其右。
抽象的方法论，先摆在一边，仅《内储说》上下篇，韩非就给君王，结结实实提供了13种各式"兵器"。
以下是13种"兵器"的简略说明书。
参观：不轻信任何一人，不以一事断事，不以一事断人。多看看，多想想。
必罚：该处罚的，捕爹捉娘，天王老子也不放过（君王则暂且搁置不议）
赏誉：说好给多少，就得给多少，只要肯给，就有人干。
一听：预防合谋搞鬼，最好单独面对，个个击破。
诡使：不说假话，办不成大事。不装模作样，也办不成大事。
挟智：明知道王二是李三的舅舅，却问李三听说过王二吗？
倒言：能当上副科长是心藏已久的宿愿，却每每告人，从来就不想当官；然后听听、看看周围有什么反应。
以上七种，专供君王使用。以下六种，一则提醒君王防备六处攻击点，同时，它又是君王反攻击对手的六种有力武器，所谓："明主绝之于内而施之于外。"（《内储说下六微》）
权借：权势不可借，谁借谁有难。
利异：你出钱，人办事，办的都是人家事。
似类：君王，借你的宝刀杀个人。
有反：最大的犯罪嫌疑人，就是获利最大的那个人。
参疑：鹬蚌相争，渔翁受害。看人打架，别以为就跟你无关，小心烽火急转。
废置：树烂从根，菜烂在心，关键位置一定要摆对人。
以上兵器全为官场而设，是官场就用的着。事实上，它们一直沿用至今。
韩非的"兵器库"里，还有些别的常规和非常规 "武器"，性能各有优劣，有兴趣者可自行参观、浏览。
3． 当官，你就得言行一致
言行一致，现在是妈妈教小朋友做人的最低的道德训诫，但在韩非那，是具有战略高度的官场"栏闸"--亦即刑名学说。小朋友言行不一，最多让妈妈训一顿，打两下屁股，在韩非那，是死罪。
"故群臣陈其言，君以其言授其事，事以责其功。功当其事，事当其言，则赏；功不当其事，事不当其言，则诛。明君之道，臣不得陈言而不当。"（《主道》）
"人主将欲禁奸，则审合刑名。刑名者，言与事也。为人臣者陈而言，君以其言授之事，专以其事责其功。功当其事，事当其言，则赏；功不当其事，事不当其言，则罚。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，非罚小功也，罚功不当名也；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，非不说于大功也，以为不当名也，害甚于有大功，故罚。"、"臣不得陈言而不当，不当则罪。"（《二柄》）
说大话，不行；说"小话"装怂（音近假借），留有余地，也不行。
"主道者，使人臣前言而不复于后，后言不复于前，事虽有功，必伏其罪，谓之任下。"（《南面》）
有过遭罚，无话可说，事虽有功，必伏其罪。--这也太可怕？！太不讲理了吧？！既然如此，那我什么都不说，总行吧？--韩非说，不行！
官员，你没有沉默的权利。
"主道者，使人臣必有言之责，又有不言之责。言无端末，辩无所验者，此言之责也；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，此不言之责也。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，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。则人臣莫敢妄言矣，又不敢默然矣，言、默则皆有责也。"（《南面》）
莫敢妄言，又不敢默然，言、默皆有责。--这人臣不好当。
在另一处，韩非再次强调：
"（非）对曰："申子未尽于法也。知而弗言，是不谓过也？今知而弗言，则人主尚安假借矣？""（《定法》）
这样的政策之下，时越2000年，其结果我们都看到了：该说谎的照说谎，越说越起劲，越说越热闹，越说越有水准；不该沉默的一直在沉默，沉默已成为他们终生的通行证。
4． 破群散党
党在先秦，不是个生僻词。朱熹《论语集注
述而》有注曰："相助匿非曰党"。相助匿非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互相包庇。朱熹这个解释，其实有点偏。党的词义（词性？）至少在先秦时，实际是半贬义，半中性的--应该还稍许带点弱褒义--但主体倾向于贬义，所以《论语
述而》才有："吾闻君子不党，君子亦党乎？"，陈司败对于孔子的质疑。而孔子也很诚恳、诚实地承认："丘也幸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。"
党的这种偏私性，非正当性，和危险性，在韩非的著述里，凸显得倍加强烈，成为韩非专制之途的主要"拦路虎"之一。
"今若以誉进能，则臣离上而下比周；若以党举官，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。……好赏恶罚之人，释公行，行私术，比周以相为。忘主外交，以进其与，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矣。交与众多，外内朋党，虽有大过，其蔽多矣。"（《有度》）
"是以奸臣蕃息，主道衰亡。是故诸侯之博大，天子之害也。"（《爱臣》）
"故内搆党与，外摅巷族，观时发事，一举而取国家。"（《说疑》）
"臣之所不弑其君者，党与不具也。"（《扬权》）
《奸劫弑臣》有段文字，更是将大臣、官员为何要结党营私，走上层路线，搞帮派，结人脉网，公权私化，凡事入私门，以敷衍、马虎心态对待公职的心理，揭示得淋漓尽致。
"国有擅主之臣，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，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。何以明之？夫安利者就之，危害者去之，人之情也。今为臣尽力以致功，竭智以陈忠者，其身困而家贫，父子罹其害；为奸利以弊人主，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，身尊家富，父子被其泽。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？……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得安利也，必曰："我以忠信事上，积功劳而求安，是犹盲而欲知墨白之情，必不几矣；若以道化行正理，不趋宝贵，事上而求安，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，愈不几矣。二者不可以得安，我安能无相比周，蔽主上，为奸私以适重人哉？"……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，必曰："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，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，必不几矣；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，是犹以足搔顶也，愈不几矣。""
着实称得上是篇纲领性文件，通用的官场自我辩护词，精准得一塌糊涂！看来确实是给黑格尔说着了，2000多年，的确是没有变化。顺便说一句，"以足搔顶"，这是整本《韩非子》中，唯一可见的幽默语。难得，也够形象。
结党成群，既然是官场的趋势所然和客观存在，是君主专制的最大威胁之一（《亡征》之中有数条，指私党成群，皆可致亡国败君），严禁、破散、清除党群，自然就成为韩非专制思想，穷追猛打、狠叮猛咬之处。
"散其党，收其余，闭其门，夺其辅，国乃无虎。"（《主道》）
"大臣之门，唯恐多人"、"欲为其国，必伐其聚；不伐其聚，彼将聚众。"（《扬权》）
"作斗以散朋党"（《八经》）
只要是人群聚集，就得加倍小心。
顺带说一句，破群散党，在先秦时期，并非是韩非个人，或那个所谓法家小团体的思想观念，而是全体知识分子的共识。这种共识，无论出于主观，还是客观，事实上都起到了推筑中国君主专制的效果。不仅如此，或许完全是意外，破群散党，也使中国有可能自行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猜想和臆断，沦为一句毫无指望的空话。甚至，中国社会每每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，如甲申三百年，鸦片战争，抗日战争的史籍上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出现，"终因寡不敌众"的字样，此亦源头之一。
第七部分：谈孔说儒
孔子真是儒家的创始人吗？
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，这是今天各种书籍、文章，无论正史，还是野叟曝言，众口一词的不易之说。也是平常百姓习以为常，甚至根深蒂固的概念。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，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铁律，不容置疑，也没什么好疑的。但假如我们某日心血来潮，突然问上一句，事实果真如此吗？假如我们还就较了真，来翻查一下跟孔子本人直接有关的原始材料，我们会发现什么呢？--我们会大吃一惊。在我们司空见惯，熟视无睹，自以为天经地义，最安全，最正常，最没可能出问题的地方，我们一脚踩空了。
翻遍所有与孔子有关的原始资料，没有一本书，没有一个地方，没有一个人，写到过，说过，是孔子创立了儒家，也没有一个人说过孔子创立了儒学。更为关键和重要，也更让人惊异的是，在孔子与儒之间，似乎藏着一个已被时空和后世人有意无意遮蔽、埋藏的巨大隐秘。
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。
先从《论语》说起。在所有与孔子本人直接有关的书籍中，《论语》毫无疑问是最真实、直接、可靠的孔子言行记录。但全部《论语》，总共二十篇，四百多条语录，"全书四百九十二章、一万二千七百个字"（侯外庐《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
"维新"束缚下的孔墨思想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57年3月第一版133页），孔子说到儒字的，仅仅只有一次。这就是在《雍也》篇中，"子谓子夏曰：女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。"犹如电光火石之一闪而过。之后，无论是孔子本人，还是孔子那些形形色色，各具特点的弟子，无一人提到过，问及过儒，甚至是与儒字沾边、相关的内容和话语。这就使得孔子对子夏的这次说话，显然如此突兀而不同寻常。在《论语
子罕》篇中，起首一条是："子罕言利与命与仁"。罕言者，很少说，甚至有闭口不谈的意思（见朱熹《四书集注》注解1）。然而据范文澜先生统计，"论语里记载讲仁的话，却在一百条以上，其中很多是孔子讲的。"（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第一编，人民出版社，1964年8月第四版第205页）讲了一百多条，都可以说成是罕言；那仅仅是一言带过，绝口不提的儒，与作为被后世奉为儒家、儒学创立者的孔子，这之间的关系，我们该怎么来看待？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好奇，乃至讶异吗？
再来看《史记》。
司马迁的《史记
孔子世家》，是除《论语》之外，孔子生平事迹最全面详尽的记述。孔子一生言行举止，坎坎坷坷，思想情感，心理波动，史迁用他饱醮激情的笔墨，几乎是事无巨细，尽在篇中。然而，《孔子世家》从头到尾，9000多字，提到儒字的，又仅仅只有一处！（好像是刻意要来跟《论语》形成一对一的呼应对照。）而这一处提到儒字的过程与写法，颇值得细细体会。为了尽可能表现出这种意味，我不得不引述得稍微详细一些。孔子死后，先是鲁哀公作诔，表示追悼之意，严肃认真的子贡，为此还很不客气地数落了哀公一番。然后，是写孔子"葬鲁城北泗上，弟子皆服三年，唯独子贡庐于冢上六年。"然后再写弟子及鲁人"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，因命曰孔里。鲁世世相传，以岁时奉祠孔子。"请注意，一直写到这里，司马迁才腾出笔来，带了一句，"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"。这就是《史记
孔子世家》全文，唯一写到儒字的地方。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"诸儒"的出现，作者司马迁是完全有意地，将其与孔子弟子，甚至鲁人的出现，专门区隔分别开的。为什么？如果说是孔子创立了儒家，为什么要作这种区隔？很明显，这里的诸儒和子贡他们不是一伙的。难道这就是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别？如果是，那为什么在孔子，子贡及其他弟子身上，连儒字都懒得说，都免掉了？而这种隔绝，与孔子作为儒家创立者，儒学创始人的形象，是不是离得也太远了点？
我们再来看看《孔子世家》结尾处的太史公曰，照理说，孔子创立儒家、儒学，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，都是一件不可能忽略的大事。但司马迁又一次付之阙如。史迁说了一通他本人对孔子的景仰，感念，慨叹孔子可谓至圣矣；却片言只语没有提到儒字，提到什么孔子创立儒家、儒学之事。以司马迁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的高瞻远瞩，烛幽洞微，这难道不也让人心生疑窦吗？
如果顺着《史记》继续往前走，我们肯定不能遗漏掉，由司马迁首创的《儒林列传》。在这篇直接以儒命名的列传中，司马迁倒确实在一开始写了孔子的删诗书，作春秋，也写到孔子门弟子的简单行略。但司马迁好像只是交待了一种背景，还是没有把孔子，包括孔门弟子跟儒，跟儒学、儒家直接联系起来，更遑论创立学派之事。在这篇《儒林列传》中，讲完了孔子和孔门弟子的事迹后，作为本篇文章的主角，儒，这才姗姗出场。如果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，这一件在后人看来是堂堂正正、彪炳史册的煌煌伟业，司马迁为何要如此近于刻意淡化地来写孔门与儒的关系，为何没有开门见山，最起码给个明明白白的介绍、说明？《史记》虽不像《春秋》之所谓微言大义，但也绝非信手之作。司马迁本人对孔子的景仰，前文已述，他在孔子与儒之间，笔底究竟掩着一种什么样的难言之隐？至少，我们从字面上读，根本不可能看出孔子创立儒家、儒学的半点印象。莫非孔子创立儒家、儒学这样的事情，在史迁的笔下，竟是一件不值一说，或者说是，不太好说的事？
现在让我们换一个路径，去另外一个地方看看。
四书五经，在后世之人眼里，被视为所谓儒家的命根子，而三礼之《礼记》，在其中又占有极其独特而重要的地位。《礼记》中有一篇《儒行》，整体看，很像是一篇儒者的辩护词与赞美诗，也是日后所谓儒者们立身之本和处世之道的圭臬与指南。但就是这篇《礼记
儒行》，让人玩味之处也颇多。其一，它同样一字未提所谓孔子创立儒家、儒学一说。其二，文章开头，鲁哀公问孔子（如果此事属真，那它发生时，已是孔子晚年，孔子死在哀公十六年），说先生您穿的衣服，是儒服吗？孔子在绕了莫名其妙的半个圈后，回答说："丘不知儒服。"稍微熟悉一点中国服饰史的人知道，服装在中国古代，在政治文化学上的重要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。胡服骑射的故事，大家不会太陌生，它所引发的震动，无异于一场颠覆性的革命。三礼（《周官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合称三礼）之中最为重要的即是《丧服篇》。《书城》杂志一篇名为《大明衣冠何处？》的随笔，从另一个角度，说明了改朝换代与服装的关系。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，发明中山装，更是直到如今，仍是国家领导人的装束选择之一。而被后人奉为儒家、儒学开创者的孔子，竟会以一种听上去不太高兴的口吻说："丘不知儒服！"这难道还不够让人吃惊吗？其三，《儒行》一文，文章主体内容，用的是"儒有"的表达格式，这不能不让人产生遐想。它至少说明，在作者写这篇《儒行》时，儒并非铁板一块，并非一个整体性的团队，并非已成"一家一派"，很可能是龙蛇混杂，泥沙俱下的有好也有坏，故称"儒有"。而且，听这辩解语气，应该可以认为，好的还是少数。最后，这托名子曰的长篇"儒有"，稍有古典文学底子的人，一眼就能识别出它与《论语》中孔子说话的天差地别。台湾一位学者，在其所著《中华文明通史》中，直言："孔门弟子作。"（笔者甚至怀疑，它是否会出自时间更后的汉儒之手）
以上基本可算作是与孔子关系直接、近密的材料。如果有兴趣继续深挖下去，我想，我们应该首先去先秦其他诸子的著作里翻一翻了。但我们不得不提醒自己要小心翼翼，因为，真实可能开始离我们越来越远。
《庄子》号称道家之书，但孔子却是其中进出最多的一位客人，好像庄周不拿孔丘说事，就显示不出自己的高超深远。《庄子》一书，尤其是外篇、杂篇，孔子不仅是熟客，而且被作者极尽揶揄、调侃之能事。但有一点，庄子在写孔子与儒时，言孔不言儒，言儒不言孔。试看外篇《田子方》，前面有三段写到孔子，但一个儒字也没出现。紧接下来一段正面写儒，甚至给出了儒的定义，但又绝不涉孔。这种言孔不言儒，言儒不言孔，是整个先秦时期，孔、儒关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。为何后人对此要故意的回避、淡化，乃至于装聋作哑？
《孟子》情况与此如出一辙。孟子这位古今华夏口才第一的雄辩家，他的书中自然没有少写到孔子和儒，但却与庄子似乎是不约而同地，恪守着言孔不言儒，言儒不言孔的准则。孟子与孔子与儒的关系，这里无法展开，但以孔孟在所谓道统上的传承关系，和孟子在所谓儒家、儒学上的特殊地位而言，《孟子》一书言孔不言儒，言儒不言孔，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事情的某种严重性和真实信号吗？
荀子，后世公认的所谓儒学之集大成者。《荀子》一书中，有两篇文章分别写到孔与儒，《仲尼篇》和《儒效篇》。《仲尼篇》中，一个儒字没有。《儒效篇》呢，这是一篇全面论述儒的文章，跟《礼记
儒行》不同的是，《儒效篇》说好也说坏，对儒有赞美，也有痛诋。其中三处说到孔子，"仲尼将为司寇，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，公慎氏出其妻，慎溃氏踰境而徙，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，修正以待之也。"，"客有道曰：孔子曰："周公其盛乎！身贵而愈恭，家富而愈俭，胜敌而愈戒。"，应之曰："是殆非周公之行，非孔子之言也""，就是这些，全都在这了。你能看出孔子创立儒家，或儒学的内容么？
言孔不言儒，言儒不言孔，这是我读先秦诸子的一个发现。但有一家，打破了我的发现。这就是《韩非子》。《韩非子
显学》篇，劈首一句是，"世之显学，儒、墨也。儒之所至，孔丘也"。这是我在先秦诸子--墨子除外--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看到孔、儒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我们知道，峻急的韩非，把孔、墨是当论敌来对待的。韩非以一种精密而暴烈的逻辑，论证了儒、墨的荒谬不可行。韩非笔下的儒、墨，基本没有什么正面、积极意义，有的只是贬斥与鄙夷。所以，韩非说"儒之所至，孔丘也"，我们就很难把它看成是种肯定和赞美，而倒有可能是刻意地曲解与误导。况且，很显然，这跟孔子创立儒家，其义之相差，仍不可以道里计。
诸子大家之中，只剩墨子。墨子在他的书里，有专门的《非儒篇》，但我手边没有墨子全集，所以，若有人指出墨子在书中，说了孔子创立了儒家，我愿就此推翻以上全部论证。
如果我们还不嫌累，还想继续向前，我想大概只能走近至今真伪莫辩的《孔子家语》和《孔丛子》了。虽然笔者认为，这两部"伪作"里的孔子及诸弟子，其言谈举止，音容笑貌，要比《礼记》更形近于《论语》。但既然专家学者，都说它们是西晋人的伪作，那咱们也就趁机作罢歇手吧。
写到这，也许有人会笑着说，你真是太天真，太不自量力，愚不可及了。后人之所以说孔子创立了儒家，是从历史的现实结果来说的，并非一定要像现代政党的成立，得孔子本人亲自组织召开"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"，宣读"党纲"。是的，我承认，历史很多时候，是讲既成事实的，但学术岂能等同、迁就于历史的既成事实？孔子之前，儒已存在，孔子时代，儒者遍地，但为何在孔子本人，及与他时代接近的学者，都明显显示出孔子与儒之间，有着某种疏离，甚至是避忌的情况下，孔子一死，却成了所谓儒家的创立者，创始人？这之间的变迁是如何跨越的？孔学与先儒，与同时代之儒，与后世之儒，究竟是种什么关系，这岂能是含含糊糊、含混而过的事？孔学就非得要与儒学合二为一？孔学就非得一定要用儒学来命名？这符合孔子的意思么？孔子若泉下有知，他会怎样来面对所谓儒家、儒学的创立者、创始人，这样一种封赠？怎样面对他本人与所谓儒家、儒学之间的这样一种变迁和跨越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就得继续向前，更深入一步，来探源这个有点神秘莫测的儒，它究竟始源于何处？孔子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跟儒发生关系的？发生过什么样的关系？儒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，究竟经历过怎样的荣辱与嬗变？
儒的起源
儒的起源，用扑朔迷离，纷乱如麻，诡异奇谲来形容，一点也不夸张。
儒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解释是，①指儒家；②旧时指读书人。
许慎《说文解字》："儒，柔也，术士之称"。段玉裁注：儒、柔以叠韵为训。郑氏《三礼目录》云：……儒之言优也，柔也。能安人，能服人。
我们先且按下这堆解释，另由蹊径，来趟一趟这儒的起源，究竟从何而来。
近人章太炎曾作《原儒》一篇，以他那著名的坚实，晦涩、烦琐的小学功夫，表明了对儒的起源的认识。简明地说，就是儒起始于周朝的王官。
胡适不同意章太炎的观点。胡博士颇有点让人惊讶地说，儒源起于被周武王灭掉的殷商后裔。胡适的论证方式，充满了现代心理学和文学想象的魅力。
其实，章太炎和胡适的观点，并非是冰炭不同器的势不两立，他们各有其依存的根基和价值。
要给予儒一个较为明晰，但又不要太过烦杂的解释，我想，还是应该从平王东迁开始说起。
公元前770年，周平王将周朝的都城由镐京迁到洛邑。在此之前，西周王朝已被犬戎所灭。所以，平王定都洛邑，说起来是迁都，实际是新立了一个国家。这个新的国家当时面临一种什么状况，概括地说，就是王室衰微，诸侯兴起。王室衰微，表现在，一，王室土地日益萎缩，所谓"昔先王日辟百里，今也日蹙百里"（《诗经
大雅
召旻》），而土地，自古及今，都是财富的根本。二，诸侯的贡献也日蹙。据范文澜《中国通史》，"按照鲁史春秋所记，242年里，鲁君朝王仅三次，鲁大夫聘周仅四次。鲁是周公的后代，与王室最亲近，朝贡几乎全废，其他诸侯的朝贡自然不会比鲁多一些。"（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第一编，第164页）人都不来了，见面礼也就肯定别指望了。
东周王室当时究竟穷到什么地步，我们借几个事例，稍作说明。"开国之君"周平王死后，下葬的钱不够，周王室派人到鲁国去求助"丧葬费"。公元前697年，周桓王私自向鲁国求车，说明，王室穷得连车都置不起了。桓王死后，因为没钱，七年后才得以埋藏（见顾德融
朱顺龙《春秋史》）
穷到这种地步，"不能养活众官"（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第一编165页）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
一般书籍，写到这里，都是语焉不详地一笔带过，最多不过说说官学衰，私学起之类。但照笔者看来，正是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，"瓦解冰泮，风飞电散，死生契阔，不可问天"（庾信《哀江南赋》），发生了足以影响后世中华民族文明传承与文化衍变的重大事件。古往今来众多历史学家，文化学者，将这段历史中的碎骨连筋忽略不述，漠然走过，在笔者来看，简直是最不可思议的历史惊奇。
随着王室衰微，没钱养活众官，一场被两千多年前岁月风沙堙没的历史剧，上演了。
大批大批前中央政府王室官员向民间飘散！向那些正在兴起，开始具有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，和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诸侯国飘散。
"公元前520年，王子朝结合一批丧失职位的旧官，起兵争王位，兵败，率如氏、毛氏、尹氏、南宫等残部，带着王室所有的曲籍，逃奔到楚国。这是东周文化最大的一次迁移。周人和周典籍大量移入楚国，从此楚国代替东周王国，与宋鲁同为文化中心。"（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第一编165页）可以想见，在东周全部的414年里，这只不过是一次上规模，有组织，有记载的转移。在此之前，更早、更多"散户"流亡式"移民"，如风吹沙扬，细水长流，已完全迭散于史籍之外。
而这，就是儒的历史起源线。
东周王官向民间散落的过程，就是儒之最初的形成过程。
也就是说，由于周王室衰弱，大量官员被裁减，或自动流失，从而为春秋、战国时期的儒，形成最初的细胞、土壤、血液、精脉。从物质构成的来源说，他们就是太炎先生所说的王官。而从某种礼仪精神的源流来讲，他们跟周之前朝--殷商后人之间，存在某种渊源关系，也不是没有可能（胡适说）。至于《汉书
艺文志》推断"儒家者流，盖出于司徒之官"，精细的同时，多少有点缩杵为针了。
现在，我们得稍稍解释一下，周朝王官的官字。
周朝的王官，跟我们今天的官，其含义颇有不同。周朝的官，其一，权力意味要小，职位意思更重。其二，周朝的王官，跟礼紧密结合在一起。《三礼》中的《周礼》，其实就是有周一朝的全部职官表。周朝是所谓礼制社会，要想在周朝任职为官，必须对周王朝礼制的方方面面，其思想、制度，言词，仪式，操作，法度，规矩，做到通晓娴熟。什么样的人能做到？首先，必须是有知识的人，才有可能。
所以，王官即是知识分子。而周朝的知识分子，不当官的，几率微乎其微。
现在，我们有稍许的恍悟了。难怪中国的文人，直到如今的知识分子，看上去一个个的这么像官，这么的想当官，原来用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来说，不过是潜藏极深的历史心理的复位啊。
那，王官们又是怎样一步步变成后世所称的儒的呢？
要精确全面地回答这个问题，着实有些难度，孔子的话，"不足征也"，材料太少。于是我们只好借助侯外庐先生的著作，来稍作勾画。
侯外庐并没有直接说，儒者，来自于周朝王官，而是根据庄子的话，认为儒者来自邹鲁?
绅。侯先生叙述儒的演变过程，精劲有力，转述如下：
到了春秋，公子与富子（大夫）争夺，富子大夫取得政权，礼固失其基础，《诗》亦不容于作批判的活动。礼不是成了贵族的交际礼貌仪式，即成了冠婚丧祭的典节，《诗》则流于各种各样的形式。这样便把西周的活文化，变成了死规矩"，"然而，这一项讲究，并不是平常人所能胜任的。它必须有传授的行帮才能给贵族装势头，所谓道诗书礼乐者，即成为名为儒者的职业。"（侯外庐《孔子批判主义社会思想底研究》）
原来在官府里任职，官、礼一体，因为中央政府没钱养不活，官没了，只剩下礼；除了礼，什么都不懂，什么也不会，没有营生的本领，又失去了原有的生存依靠和舞台（平台），只能去向新兴的权贵者找饭吃。而这时的礼，失去了原先的精神与内质，徒然剩下一副装门脸的样子和工具，好比游走卖唱者手中的三弦与二胡，迹近于小丑与乞丐。概言之，这就是儒在中国历史上春秋中后期的嚆矢与滥觞。
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点的是，在这大群大群向民间飘散的王官当中，有一批被称为士的群体。许多学者把儒的生成，跟士紧紧联系起来，我觉得，这多少有点类似《汉书
艺文志》把儒的起源，限定在司徒一职上。士本身原先最早也是周王朝体制内的人，是王官的一部分（集中于这一阶级的最底层）。他们有的凭能力，机遇，攀升到上层权势的位置，但更多的，沦落为儒，或其它非文人职业者。不过，并没有根据，也没有必要，把所有的儒的产生，全都只归结于士的身上。我们知道，在春秋乱世，百里奚这样的奴隶，管仲这样的死囚，朝夕之间，可以成为宰相，而那许许多多的败落"王官"，也就有可能上门乞食。《左传》写到过，晋公子重耳流亡途中，向野人乞食，野人给他土块。2
对于这样一批被称为儒的人，与孔子时代接近而稍后的墨子，有过这样著名的描写、刻画：
"繁饰礼乐以淫人，久丧伪哀以谩亲，立命缓贫而高浩居，倍本弃事而安怠傲。贪于饮食，惰于作务，陷于饥寒，危于冻馁"，"五谷既收，大丧是随，子姓皆从，得厌饮食。富人有丧，乃大悦，喜曰："此衣食之端也！""（《墨子
非儒下》）
儒、墨对立而相争，上述语也许可视为论敌的诬蔑。那就来听听儒学大师荀子的高见：
"偷儒惮事，无廉耻而嗜饮食，必曰君子固不用力，是子游氏之贱儒也"，"呼先王以欺愚者，而求衣食焉……俨然若终身之虏，而不敢有他志，是俗儒者也"（《荀子
非十二子》、《荀子 儒效》）
更加不堪入耳，不堪入目了。"偷儒"、"贱儒"、"俗儒"，全来了。墨子还是冷嘲，荀子已是痛骂。但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"嗜饮食"，看来，这算是儒者们的共性了，也正是儒者生存景况的写实和记录。--迄今仍为世人所司空见惯。
现在，让我们回到本篇起首，《说文解字》段玉裁的注，继续对儒，作另一角度的破解和剖析。
"儒、柔以叠韵为训。"郑氏《三礼目录》云："儒之言优也，柔也。能安人，能服人。"
儒、柔以叠韵为训，说得很明白，这就是训诂学上的音近而义同，音同而义近。那柔又作何解呢？郑氏者，两汉经学首屈一指的大师，郑玄也。儒之言优也，柔也。一语道破。儒-优-柔，这是古今中外，汗牛充栋，堆山填海般关于儒，关于儒家、儒学，哦，对了，还有儒教的文字中，最一针见血的注解！--原来，柔即优也。有个成语，优柔寡断。那么，什么是优呢？优者，戏也。《左传
襄公二十八年》有："庆氏之马善惊，士皆释甲束而饮酒，且观优，至于鱼里。"此处"优"字，即指演戏，后引申为"演戏的人"。倡优连用，今日仍不时一见，用前人的话说，就是戏子。儒者在权贵家里，那让人眼花缭乱的繁文缛节，不正像是一出戏？像在演戏吗？《史记
孔子世家》其实还有一处出现了儒字，那就是"有顷，齐有司趋而进曰："请奏宫中之乐"景公曰："诺"，优倡侏儒为戏而前"。有古汉语基础的人知道，至少在秦汉以前，汉语词汇基本由单音节词构成，优倡侏儒应该是四个独立，但意思相近的词，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。
儒的这个作戏的影子，直到今天，不也仍在我们时代影影绰绰，我舞我蹈吗？从儒的诞生之初起，它就是专业的"第三产业服务员"。而它的服务对象，由于自谋生路的需要，一开始，就已固定不移了。也就是鲁迅在《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一文中所指："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，即权势者…，为民众本身的，却一点也没有"，根柢即在于此。
这就是儒，在春秋时期的基本生存面貌和形象。说得直白点，就是谁家有喜事，赶紧凑个班子过去热闹一下；谁家有丧事，又赶紧拉上一拨人马，过去热闹一下。--弄顿吃的，攒点零花钱。还记得《史记
孔子世家》，写孔子死后葬鲁城北泗上，最后写到的那群像是无名鼠辈，偷偷溜出来的诸儒吗？
说到这，又得插入两句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：儒，柔也，术士之称。这个术字，前人虽多有语涉，但总给人语焉不详的感觉。如果我们把术和前文中的优字相联系，情形也许就豁然开朗了。一场大戏做下来，可不是得有术么？太炎先生《原儒》中，引述儒者们求雨时的装扮和作派，没术，可是玩不转的。秦始皇坑儒，有人说坑的是术士，其实术士，也就是那时的儒。他们帮秦皇"作戏"，作到中途，全部开溜。始皇一怒之下，把他们全给埋了。3一直到两汉皇朝终结之前，儒生，术士，就是一帮抱着古礼，像抱着神秘莫测的"装修工程图"的礼仪表演队，以装神弄鬼的方式，时好时坏，混口饭吃。
废弃儒学中介，直面中华传统文化
有个阿拉伯骆驼的故事，曾入选中学英语课本。说的是一位旅人骑一匹骆驼，夜晚露宿，骆驼在帐篷外，先是伸进一只鼻子；后来，整个身子进来了；后来，它把主人赶出去了。
儒学在叔孙通手里，借用刘邦的汉宫平台，第一回正式登上历史舞台，其身份、作用，是纯粹工具性的，跟一台戏班子，并没有太大不同。随后，儒学渐渐展现它的政治潜能和天赋，由工具向实体进化，坐稳了皇宫的嘉宾席，成为固定不变的"嘉宾兼主持人"。随着儒学现实本体性的确立、强化、固化，儒学理所当然成为皇家社稷--也就是现在某些人眼里的中国--文化辨识、鉴别的底本校正器。
从此，儒学，拥有了早年那帮一母同出兄弟难以望其项背的特殊身份--中华文化唯一垄断代理商和经销商。
这是个中介性的角色。
一切文明体的出现、建立、存续，都是中介性的--相对于人类主体而言。这些文明体包括政治、社会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领域，诸如政权，国家，城市，宗教组织，企业联盟，军事团体，形形色色实体化的意识形态，包括爱情婚姻家庭，人们出于安全、效率、便利、享受、发展、理想的意愿、动机和目的，创立、维系它们，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。它们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积累，又构成制约、影响人类生存、发展的重要因素。服务于人类，或者说，造福于人类，本应是这些文明体的天职所在，是一切文明体正当性的根源。
早在春秋时期，中国即已涌现大量以下思想、话语：
神，聪明正直而壹者也，依人而行。（《左传 庄公三十二年》）
宋司马子鱼：祭祀以为人也。（《左传 僖公十九年》）
邾子曰：天生民而树之君，以利之也。（《左传 文公十三年》）
…………
清清楚楚表明了文明体与人之间，应当而正常的关系。但这种关系，秦汉以后，以超强的暴力方式，被彻头彻尾地颠覆，首脚倒置了。
那头阿拉伯骆驼，本来只是服务旅人的座骑、脚力，却以一种精细、阴险的智慧，一点一滴实现了主仆异位。
儒学，也像是这头阿拉伯的骆驼，至今，依然占据着中华文化的帐篷，像个衰败却威仪不减的主人。而那真正的主人，倒需要诚惶诚恐，满怀敬畏地接受它的教诲和指引。
这份教诲和指引，却不是免费的午餐。
经济学上有条规则：交易是需要成本的。文明的形成，文化的创立，同样需要成本。这成本并非仅指物质消耗，还在于抽象价值的牺牲与付出。中国历史上几个短暂繁荣的社会局面，其实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多方面的，至今仍在赎还，并将继续赎还的代价。只是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，在今天旅人游客们的喧闹声中，在啧啧欣赏、赞叹文明遗迹的同时，那曾经付出的代价，血与火与泪的代价，沉默的代价，精神与人性的代价，不知不觉已淡忘如洗。
这其中，儒学与有力焉，享有其成。
到如今，儒学，依然，俨然像一名园林管理处的管理员（官之一种），如果我们想要走入中华传统文化的苗圃、花径，我们就得在它手上购买门票，似乎我们只有通过它，才能获取我们想要的东西。
还记得程氏子弟，章太炎笔下"自尊自大"7的伊川程颐，那句沾满山大王唾沫口吻的豪言么：欲趋道，非儒者之学不可！么？
这就是儒家理学，舍我其谁的自信。
--莫非我们真得借助程颐先生的唾沫，方能翻开中华传统文化的书页？我们非得戴上一副"儒家"牌眼镜，才能进入中华传统文化的影院，欣赏一幕幕精彩、生动的中华历史文明吗？
我们的回答：不是这样的。
我们不认为，儒学，是中华传统文化唯一的巡航路线。
我们不认为，中华传统文化，是儒家码头的私货堆栈。
我们也不认为，儒学天然具有中华传统文化永久代理商的资格。
恰恰相反，我们认为，正是儒学自以为是、不知所谓的酸腐、烘臭，阻隔了有心亲近中华传统文化人们的脚步，让人一见，即掉头而走。儒学自身的腐败，溃烂，早已祸及整个一直被它死死纠缠、拽住的中华传统文化（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序言中说过，死的抓住了活的），使整个中华传统文明阻滞、混茫在新旧世纪的交接点，陷进了迷茫、痛楚、撕裂的历史沼泽地。庆父不死，鲁难未已，儒学不死，国学永无复兴之日。儒学，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纠结所在，成为国学复兴的最大障碍。
我们所要做的，就是摈弃儒学中介，废弃儒学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垄断控制式认识论和解释权（解释权，是权力中的权力，是一切权力的顶峰与核心。儒学的阴魂不散，全仗于此），以平实、开放、好奇、尊重的心情，直接面对中华文明史，面对一个个生动、真实、丰富多彩的个体，重新加以阐释和解读。重新检视，无论是历史，哲学，还是诗歌、文学、音乐、艺术、宗教，还有种种曾被以各种借口湮没、扼制的民风民俗，发掘它们和我们时代的关联与价值。检讨中华民族因儒学而压抑、丧失的激情与想象。让三皇五帝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，让晏孔孟荀，老墨庄韩，全都恢复他们本真的面孔和精神，焕发出新异动人的光彩。让那些曾经被迫隐姓埋名的人与事，让那些值得我们记忆和纪念的默默无闻之人，重新站到历史的黑板桌前。让屈原到王国维的历史，回复到它们本来的样子。将蒙在中华文明美味汤面上的儒学油垢，一撇而尽。
让被儒学油毡布蒙盖的中华传统文化，让每一个独立、真实的生命体，直接照射在二十一世纪的阳光下。
（THE END）